《凤凰周刊》文革控——大陆“文革”怀旧群体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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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老工业城市,尤其是北方老工业城市,他们甚至已成为固定一景:广场或公园的某个角落,一群上了年纪的他们,或在红歌声中手持红宝书念念有词、大跳忠字舞,或站在红色横幅下,集体聆听激情澎湃的演讲。在反日保钓之类的游行中,偶尔也会见到高举的毛泽东像下的他们。

他们与时代的强烈脱节感和容易引人注目的言行,在“唱红”大潮的背景下,很容易被观察者纳入“文革”思想在中国大陆回潮的典型症候。同时会引发警惕“文革”以及对“文革”罪恶缺乏彻底检讨反思的议程。

然而,以社会学的田野调查视角看,他们整体上是“50后”为主,他们并非对“文革”真相隔膜,恰恰是“文革”的亲历者和见证人。

这是一个可以被称为“文革遗民”的群体。

他们并非在媒体和学术圈频频发声的左翼知识分子。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有相似的家庭和人生境况:工人出身,文化水平有限,在九十年代下岗,所依附的国企破产,个人陷入贫困,靠养老金度日。

在新时代的集体失落感,会让他们本能的追忆毛时代“激情燃烧”的青春,以及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自豪感—哪怕只是一种自我想象。

他们易引人注意的政治主张背后,更有某种怀旧心理作为支撑。如果将今天的中国视为一个在高速发展中不断分化与撕裂的社会,那么他们正是被撕裂的一极——这个在政治光谱中处于极端一侧的人群,虽然不是这个社会最彻底的失败者,但却可能是这个社会最无望的失意者。

而中国失意人群可以扎堆互相取暖的“火堆”非常少,宗教和社团组织不发达,可供他们选择且他们熟悉的资源只有“文革”话语。而“彻底打倒”,“坚决清算”等“文革”话语特有的歇斯底里和攻击性,既给了使用者极大的心理满足,也放大了这个群体在社会中的影响力和存在感。

这套政治话语尽管显得可笑和过时,却可能是他们参与到“中国向何处去”这一宏观议题的唯一方式。

原标题:“文革控”的广场

一群以下岗工人为主体的老人们,在人生的暮年对巨大的社会变迁无所适从,只能以怀念“文革”的方式抒发对青春的怀念。

记者/王家骏 杨桐

他皱着眉头,神情肃穆,手里拿着铜锣与锣槌,站在广场中央。独自一人进行着某种宗教仪式:敲两下锣,抬头仰望苍天,皱褶的双手尽全力向上伸展,之后继续敲锣,周而复始。

此举吸引了旁人走上前去围观。他半张着嘴一言不发、以茫然的目光回应人们的嬉笑。“都啥年代了!”掠过他身边的年轻女子用中原方言轻声说道,随后加快脚步穿越广场,提着购物袋奔向另一座百货大楼。发出这样的感叹,或许是因为她看到了他胸前的那抹红色——毛泽东像章。

这里是洛阳市公安局大楼脚下的周王城广场。每天下午两点多,一天中最温暖的时候,广场北部准时涌入半场人。同样别着主席像章的老人们驾驶电瓶三轮车来到此处,在小车上立起竹竿,升起国旗和党旗。一幅展开的毛泽东画像下方,印有“中华民族不可以没有精神,毛泽东思想就是我们的精神”的字样,后续的排比句中,“精神”一词被圆润地替换为:信仰、灵魂、旗帜和方向。

积极的活动参与者,还在广场西北角的树木间拉起绳子,挂出参观游览南街村和朝鲜时拍摄的图片,以及从各种左翼网站上打印的文章。

另有三五成群议论时政的人们,在整个活动区域零星分布了六七组。讨论由别着像章的骨干主导,话题从为“文革”正名到抵制转基因作物,再到政策路线,从钓鱼岛问题再到中央人事变动,颇为庞杂。间或有一位流浪汉吃着馒头参与到其中一组,谈论现今阶级斗争的严峻形势。

随着围观者越来越多,活动进入了高潮。当高分贝的红歌响起,暮气一扫而空,一些中老年妇女扭动身躯,手中挥舞并不存在的语录本,跳起了忠字舞。

如果不是广场南部有从事文娱活动的人群存在,置身其中会有强烈的时空错乱感。老人们往往会与误入此处的年轻人主动交流,指着大幅的画像说道:“改革30多年改的是个屁,老百姓就认这个!”顺手给表情错愕的年轻人递去一本毛主席语录。

下岗工人的“文革”记忆

胡新芳并不是每天下午都会来,但他的每次出现总会成为广场西北角的中心。矍铄的黑发使他在外观上异于其他人;腰间的扩音器总是播放着“文革”广播,播音员的声音铿锵有力;高高举起的手中常常拿着政治人物作为封面的杂志,站在花坛石阶上挥动,十分引人注目。

胡新芳把他的杂志称为“红色文化书籍”,其主题无一例外围绕着军事、政治和历史。这些书籍大部分是非法出版物,每本五到十元。

“能挣一点钱”,胡新芳说自己的生意有些微薄的收入,“挣的钱都被用在每本杂志里附送的资料卡片上。”胡新芳介绍自己这样做是“为了追求理想,推广红色文化。”

“炮打司令部”、“备战,备荒,为人民”、“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卡片往往是毛泽东时代政治术语的名词解释,配有毛泽东的画像和题字。胡新芳完成排版后在复印店批量制作。“排版的技术,还是文革期间油印传单时积累下来的。”

1955年胡新芳出生在今属洛阳市涧西区的下沟村。当时的涧西区刚刚从一片荒野的基础上开始大规模的工业建设。整个“一五”期间全国156个重点建设项目,设在此地的就有7个,从西向东一路排开,分别是高速柴油机厂、矿山机械厂、第一拖拉机厂、耐火材料厂、发电厂、滚珠轴承厂、铜加工厂。

在计划经济体制和单位制社会下,来自中国沿海省份老工业地区的工程技术人员、技术工人,以及来自原属华北抗日根据地各个省份的管理,被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汇聚在一起,构成了在建企业的基本班底。以规模最大的第一拖拉机制造厂为例,据涧西区公安局曾做过的户籍资料统计,建厂时来自江苏的人员占到总人数的4.81%,山东的占3.53%,河北2.91%,上海2.17%,浙江1.75%,辽宁1.78%,吉林1.3%。

这些第一代创业者,以领导阶级的政治地位出现在古都西部。在后来的60年里,彻底改变了生活中的一切。

胡新芳的家就在电厂旁,如同中共建政初期其他土生土长的洛阳人一样,胡新芳从事手工业的父母并没有成为技术密集型的重工业工厂的第一代创业者,他的家庭在合作化运动后,移居洛阳市东部的老城区。

“文革”开始那年,11岁的胡新芳喜欢到距离自己小学不过百米远的洛阳市七中看大字报。在半停课的状态里,大字报成为了他识字的教材和政治启蒙读物。因为经常与组建了造反组织的“老三届”(1966、1967、1968年三届中学生)大孩子们一起玩,所以中学生们串联时也带上了他。

1966年国庆期间,毛泽东第四次接见红卫兵。瞒着父母私自来到北京的胡新芳,和成千上万洛阳市厂矿子弟学校的学生们一道在天安门广场上远远看见了毛泽东。领袖在天安门城楼上超越党组织和官僚集团,直接动员群众的政治方式使他深深折服,而“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和“造反有理”的理论,更成为了胡新芳和他部分同学们的坚定信仰。

从此,胡新芳的内心被革命野火点燃,并养成了极为自豪的“政治敏感性”。初中毕业后,他和其他学生一样要“上山下乡”,巧的是“下乡”的地点正是下沟村。虽然下沟村还是农村,但附近早已换了人间。只要向南走上不到一公里,就能看到规模庞大的“一五”项目。再往南行,则是苏式建筑风格的工人生活区。宏伟的建筑景观和狂热的政治生活共同组成的画面,永远烙在了胡新芳的脑海中。“一切就像在昨天一样”,胡新芳动情地用带有方言腔调的普通话说道。

给胡新芳留下深刻印象的厂矿企业,当时已建成十多年了。那些二三十年代出生的第一代创业者所生育的子女也先后成年。企业建成后,数轮面向本省的大规模普通工人招募,使得重工业的涧西区一跃成为了洛阳市内人口最多的行政区。

在流传着“华北的干部、沿海的技术、中原的工人”说法的涧西区,人员五方杂处,普通话自然而然成为了交际语言,整个区域成为迥异于其他城区的“工业语言岛”。而普通话在交流工具外,更成为此区域人们(尤其是作为创业者子女的第二代工人)身份认同的标准,它承载着法定的工人阶级领导地位和独特的大院生活记忆,以及相对本地人的高度优越感。

胡新芳在青春期同第二代工人一起成长,为了融入到群体中,他的口音也向普通话转变。穿行在厂区和居民区间,胡新芳“目睹了‘文革’期间洛阳的每一件大事。”

1968年,拖拉机研究所、拖拉机制造厂、轴承厂大门前的广场上纷纷竖立起毛泽东塑像,其中轴承厂前的塑像最大。“造像的那几个月,我每天都要去看”胡新芳回忆道,“轴承厂前的那座像带有地下室,前面还有台阶,人们可以登上去做演讲。”

在今天,轴承厂前的广场已经成为怀念毛泽东时代的老人们最为钟爱的活动场所,那一具通体金色的毛泽东塑像如同磁铁般具有凝聚力。对老人们而言,每年4月5日前后的清明节、9月9日毛泽东忌辰、12月26日毛泽东诞辰格外重要,这几个日子,轴承厂广场非去不可。

50年代生人的“工二代”群体有着值得眷恋的青春,但90年代中后期直到新世纪前五年的国企改制阵痛,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

1999年胡新芳从洛阳钢铁厂下岗。后来在周王城广场上与胡新芳一起从事“宣传毛泽东思想”,常常带头跳起忠字舞的王仙峰也在此时遇到了挫折。

出生于1959年的王仙峰,父亲是一名被称为“铁杆马列”的市委组织部干部,母亲是灯泡厂的普通工人。进入1993年后,与当时的许多国企职工一样,王仙峰的生活不再顺心,企业经营不善,经常发不出工资,几次停工后,最终兼并重组。重组当中,能言善辩的王仙峰被推选为职工代表,在职工代表大会上炮轰厂方的改制方案。

其间,王仙峰遭遇了一场婚变后重组家庭。为了化解工作和生活中的苦闷,王仙峰开始集邮。通过收集与毛泽东时代有关的邮票的方式,寻找自己青春的记忆。她越来越觉得,毛泽东时代是她所经历的最值得回忆的时光。

怀旧开始在失业的“工二代”群体中流行。目睹了1992年后突然拉大的贫富差距,“工二代”怀念当年所拥有的一切——社会相对平等、生存保障、作为领导阶级的显赫地位、造反的权利、廉洁的干部。生活越坎坷,那个年代在回忆中就越美好。

虽然现实有些残酷,但他们并未将心中所想付诸行动。50年代生人的这批“工二代”还未达到退休年龄,“有老人要养,有孩子要供,生计担子很重,我也没有时间推广红色文化”胡新芳说道。

下岗后的胡新芳和妻子一起卖小吃,供应早餐午餐。直到2004年儿子大学毕业,之后又坚持一年,才放弃了这门需要在凌晨起床的忙碌营生,逐渐成为了一个半职业的红色思想宣传员。

失落的“三种人”

在第二代工人群体面临压力的同时,明确提出怀念“文革”的群体已经在洛阳出现。这一群体以“文革”时期的造反派领袖为主,其中一个重要人物是被洛阳毛派同志们称为“红色资本家”的姚法。

姚法在“文革”期间曾担任过某乡镇的革委会委员,并作为造反派代表到天安门前接受过毛泽东的检阅。1976年“文革”结束时,洛阳市数以千计的人群涌到本地造反派总部,抢夺各式各样的办公器材,在别人哄抢留声机之类的电器时,姚法砸烂相框,取走了墙上的巨幅丝制毛泽东画像,后来这幅画像被他重新装裱挂在了自己的藏书室内。

邓小平曾经将“文革”中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文革”中的打砸抢分子简称为“三种人”。邓小平称“他们是一股有野心的政治势力,不可小看,如果不在整党中解决,就会留下祸根,成为定时炸弹。”因此在“文革”结束后,“文革”中叱诧风云的造反头目和以造反表现突出而入党提干的人们都被清查,不少人被开除出党。

在河南,“文革”结束后的“清查三种人”使得超过10万名“文革”积极分子被追查,洛阳因此而被停发工资、失去工作甚至拘押坐牢的也有万人左右。

如今广场上的“文革”怀旧者中,不少人都曾因“三种人”的身份遭到清查,姚法就因此被关进“学习班”学习了50多天。后来他开始购买拖拉机跑运输,1985年,已经积累起第一桶金的姚法开始做保温材料的生意,后来成为了资产过千万的私营企业主。

虽然是市场经济中的成功者,但姚法对毛泽东的崇拜并没有随着社会的变迁和时光的流失而减弱,他一直在收藏“红宝书”,以此怀念那个特殊的年代。

1989年,一名曾经担任过洛阳某高校革委会主任的人通过招工进入姚法的工厂,相同的“文革”造反经历让二人一见如故,经其介绍,洛阳一批“文革”时期的当权者纷纷到姚法的工厂座谈。这批人当时都是50岁以上的年龄,因为“文革”时参与造反,所以在改革后一直不得志,有的甚至刚从牢里放出来。

他们聚在一起除了学习毛泽东著作之外,也讨论当下时事。基本上每个月的20号会举行一次固定聚会,每次有20多人参加,坐在一起谈一下午,姚法掏钱请大家吃晚饭,然后各自回家。

几乎是同一时间,铁路工人刘三英也在和一些怀念“文革”的人士进行着“单线联系”。刘三英父亲是个老红军,1972年,20岁的刘三英根红苗正,自然被当成重点培养对象,提拔为货运车间的党支部副书记,但在1978年却因“清理双突人员”(突击提拔、突击入党)时被免去了职务,又变成了一个普通工人。“文革”当中洛阳铁路系统和刘三英一起入党提干的有358人,文革结束后政府对他们在“文革”中的表现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清算,有3人涉及刑事犯罪被判刑,10余人留党察看,320多人被开除或降级,保留党籍的只有8人。

刘三英坚定地认为自己是“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唱着《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长大的一代人。”她说:“1980年我去白马寺烧香,跪在佛前许了一个愿,就是要永远忠于毛泽东。”

1983年,刘三英看到了一本名为《中流》的杂志,在思想风气整体倾向开放的80年代,这本杂志以主张坚持正统的社会主义道路,反对经济改革而闻名。刘三英给该杂志编辑部写信,称自己看到杂志后“就像一棵干枯的禾苗受到了雨露的泽润。”随后,这本杂志开始在刘三英认识的铁路系统造反派中流传,而后她又接触到其他机关、厂矿的“文革”造反派领袖,经常性地聚会讨论。

在90年代,刘三英和姚法在各自的圈子里寻求精神慰藉,两人并不认识。洛阳怀念文革时代人士的活动基本处于半地下状态。偶尔有姚法所熟悉的几个造反派领袖,走上洛阳的牡丹广场、亚世广场等露天广场发表演讲,将工人下岗、贪污腐败等社会问题归咎于改革开放。有不同意见者会上前与之辩论,围绕的主题基本是“毛泽东时代好还是现在好”。但这种演讲和辩论议题单一,参与者寥寥,最终没有形成气候。

直到王仙峰、姚法和刘三英们走到一起,更重要的是“工二代”到达退休年龄后,形势才发生了改变。

2004年,王仙峰的儿子去日本读书,为了和儿子通过视频联系,王仙峰学会了上网。她将自己收藏的有关毛泽东的邮票贴到网上,很多同龄人跟帖。通过这次展示邮票,王仙峰接触到了一些收藏毛泽东像章的老人,并通过他们认识了搞毛泽东图书收藏的姚法。

此时,姚法专门从毛泽东的家乡韶山“请”了一尊毛泽东铜立像,专门在自己的工厂办公楼内辟出了一间纪念堂,将铜像供在房间北面,每天像敬神一样焚香上供。铜像前还摆放着香烟和辣椒,“如果是重要的日子,还会供上主席爱吃的红烧肉。”

纪念堂剩下的三面墙壁上悬挂着姚法从美院学生手里买来的油画。这些每张花费千余元的习作,主题分别是井冈山时期、延安时期和“文革”时期的毛泽东。不过,横跨四十载岁月的毛泽东在这些习作中容貌都高度一致。

此外,姚法把收集到的近5万本图书陈列在办公楼里的“毛泽东著作版本珍藏馆”内。姚法的办公楼里,每个房间的门上都贴着毛主席语录铭牌,提醒造访者这里是红色企业,造访者也免不了要陪同主人一起在主席像前鞠躬致意。

姚法把国内能参加的“红色组织”几乎都参加了个遍,比如毛泽东特型演员李海林组建的“中国红色文化协会”等,并担任这些协会的副秘书长、理事等职务,每年都交纳一笔数千到数万元不等的会费。

基于对毛泽东的崇拜,姚法走访了毛泽东的部分亲属和曾经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勤务人员,并把与这些人的合影扩印装裱。这种经历让洛阳“毛派”人士羡慕不已,参观者络绎不绝。姚法也乐于充当中间人的角色,希望把各种“毛派”力量聚到一起。

走到一起的怀旧者

2004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辰111周年,姚法把自己的部分藏书和图片在洛阳的亚世广场进行展览,这是洛阳“毛派”的第一次公开活动。因为共同的信仰,王仙峰和姚法成为朋友,并相互介绍自己的朋友给对方认识,这群以中老年为主的“文革”怀念群体除了座谈毛著,也开始在“乌有之乡”、“毛泽东旗帜网”上浏览发帖,而线下的活动也在当年开始频繁起来。

次年的毛泽东诞辰日,他们在轴承厂广场的毛泽东塑像前举行了颇具声势的纪念活动。献花仪式和现场演讲吸引了数以千计的围观者。

大门内的洛阳轴承厂其时正在经历一场重组改制,该厂总资产为28.3亿元,负债总额22.5亿元,其中银行贷款14.7亿元,负债率为79.3%,全厂有7022名工人待岗,没有经济收入,生活处于极端困境。洛阳的大部分国营企业单位与轴承厂境况相当,为了讨要工资和养老金,罢工堵路事件频频上演。刘三英等人在三个重要节日时固定在轴承厂门口的活动,让那些生存窘迫、青春不再的“工二代”们终于找到了共鸣。

“退休之后闹革命”的中老年人精神状态似乎变得更好。随着越来越多的“工二代”退休,队伍不断壮大;原先分散的力量、碎片化的观点和认识现在凝聚到一起,并且从左翼网站中获得了张宏良等人通俗而又成系统的表述。

更令他们激动的是,曾经在90年代以“向中央上万言书”形式表达的理念似乎正在成为现实。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论述、处理“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的行动,乃至60年国庆典礼时出现了久违的毛泽东思想方队,都让他们感到今日的政治气候相比90年代发生了变化。

他们聚集的活动也正是从2009年起变得公开化和常态化,他们开始每天下午都在周王城广场聚集。这一年,王仙峰已经办理了退休手续,她在家开了一个只有8个房间,每个房间收费20元到60元不等的小旅馆,旅馆平时有丈夫照看,她更频繁地参与毛派的活动,并成为中坚分子。

胡新芳也在这个时候拿着多年来收藏的刊物,走向了周王城广场。之前的那些年,当他摆出杂志后,总会被广场管理人员驱赶。

2010年1月底,由王仙峰、刘三英等人发起的洛阳红歌团在周王城广场正式成立。曾经担任过洛阳市副市长的窦祖皖到场祝贺并代表老干部发言。王仙峰给红歌团的定位是“一个高举、四个歌唱”,即“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歌唱祖国、歌唱共产党、歌唱人民、歌唱社会主义。”

这不仅仅是一个由中老年组成的文艺团体。成立之初,成员们在活动中就更热衷于探讨时政话题。在随后的发展中,骨干成员有了统一的识别标志:胸前的主席像章,不同成员亦有默契的分工:领舞、播音器材、文字材料、旗帜、大幅画像各有专人负责。成员不定期学习毛著或其他文章,讨论决定广场上的活动方式。

借助“乌有之乡”等网站和网络通信工具,他们不仅在全国各地找到了自己的同志,而且形成了话语上的统一:对粉碎“四人帮”称呼为“76年政变”,以及对领导集体使用“资改派”(走资产阶级道路的改革派)和“党内健康力量”的二分法等。

王仙峰说,她一般会从官方的“大网站”上选择文章,比如新华网和人民网,而“小网站”只是供参考。但是绝大多数在广场悬挂的打印文章,均来自包括“乌有之乡”和“毛泽东旗帜网”等网站,不会上网的老年人对这些时评类的文章十分推崇。

这些文章和活动参与者的谈论中,可以看到对左翼网站热门议题的跟随:从要求尽早武力收复台湾、对日复仇,到外媒披露或者坊间流传的高层官员腐败消息;再到“揭露转基因粮食阴谋”、怀念“文革”时代的“精神劲”,称江青为“至善至美”的理想主义者,以及对国内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批判乃至“锄奸”的人身威胁。

唯一缺乏的,或许是学院左派那些由难懂句子构成的理论著述。洛阳“毛派”们的思想资源来自张宏良、老田等网友的通俗文章。由“群众天然正确”的民粹主义、来自长期的宣传灌输现今依旧残留在老一辈人心中的领袖崇拜、极端的民族主义共同构成了广场上表面统一、实则纷乱复杂的泛左翼光谱。

与北京市左派砸袁腾飞售书现场、右派与吴法天“约架”所反映的高度对立情况类似,周王城广场上多次发生过激烈的“政治斗争”。多次发生在广场上的打人事件,在各自“是对方先动手”的描述中总会成为一笔糊涂账。

老人们对自己总能在“政治斗争”中获胜充满了自豪,一篇写于2011年9月23日打人事件后的博文中,作者这样记述“辱骂毛主席的右派”的下场:“那个穿蓝衣服的老右派很精明,已经溜出了包围圈,一经群众指认,马上就有群众追上去,一把抓住他的脖领子给揪了回来。分不清谁的巴掌;分不清楚谁踢出的脚,像雨点一样纷纷落在这些反毛者的身上。”

2013年初,王仙峰经常身着印有“中朝人民友谊万岁”口号的黑色套头衫出现在跳忠字舞的人群中。舞步结束后,不断有人朝她聚拢,询问赴朝的见闻和感受。

王仙峰是在2012年12月14日受“乌有之乡”的邀请,同13名活跃的左翼网友一起去朝鲜参观的。这个旅行团完全按照朝方制定线路进行游览参观,朝鲜中央青年团的官员陪同他们游完了全程。但王仙峰从不怀疑自己看到的朝鲜的真实性,她说,朝鲜之行给她最大的感触是:“朝鲜人民对领袖和对国家的忠诚,中国人真该好好学习。”

面对声称“贫穷、封闭和饥荒才是朝鲜真实状况”的反对者,王仙峰立即反击说,自己看到的并非如此。她坚持认为,朝鲜并不穷,平壤到处都是32层和40层的高楼,农民的伙食丰富。而且接待他们一行人的伙食相当好,这一切都说明朝鲜并不贫穷。“国家凝聚力特别强,朝鲜的崛起才是真正的崛起。”

随着洛阳红歌团影响日渐扩大,洛阳的其他左派团体也开始活跃起来。一群老干部成立了“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每周五在老干部活动中心开展一次活动,以退伍军人为主的“毛泽东诗词研究会”也每十天开一次会,另外有下岗职工组成的“5040”群体和上访者形成的群体也打出了毛泽东的旗号,甚至一些民间的宗教信仰者也把毛像当成神像供奉。这些群体的壮大,使得之后每年毛泽东的诞辰和忌日的参与者越来越多,但诉求的不同,各方并未形成过深的交际。

红色潮退

在洛阳红歌团渐成气候时,官方对其也不再保持不管不问。那些表达对当代社会和现行体制甚至现任领导层不满的文章彻底超出了官方的容忍限度。

每当红歌团有大型活动时,就会有政府部门组织的消防、法制、工商等各式宣传活动在周王城广场上同时开展,并在红歌团最初聚集的地方搭起脚手架,最后干脆打开了喷泉。王仙峰们的活动场地只得由最开阔的毛泽东雕塑前变成了广场北部。

2010年5月7日,刘三英因为在周王城广场参与发起万人签名活动,与现场的政府人员发生争执,被带到派出所询问,后因其高血压病发当晚就被放了出来。这一事件之后,刘三英又在洛阳轴承厂毛泽东像前面对一群白发苍苍的老人激情演讲,现场视频被左派人士在互联网上竞相转发,她因此获得一个称号——“洛阳江姐”。视频中站在“洛阳江姐”旁边的正是王仙峰。

后来的网络文章中,还出现过洛阳“毛派”指责官方派人抢夺红旗、“偷走音响设备”等一系列冲突事件,但这些事件都未获得官方正面回应。洛阳红歌团没有固定的经费来源,前期打印和条幅都是由几个牵头人集资,而后,他们通过募捐添置了乐器和音响设备。音响设备数次被收缴,让经费不宽裕的老人派最终选择了胡新芳那种便携的设备:可以绑在腰间的扩音器。

老人们和官方的冲突渐渐升级,他们推翻广场上的脚手架,并在网络上发动串联。在王仙峰发出“愤怒声讨(官方)法西斯暴力行径”的《洛阳红歌团告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书》的几天后,2010年11月11日,王仙峰因扰乱社会治安被判处劳教1年9个月。和她一起被抓的史团正被判劳教3年,陕西的左派郭东民被判1年6个月,另一位臧姓男子被判1年6个月。次年3月31日,刘三英被判劳教1年,但因其身体有病被允许监外执行。网上的左派人士不断声援呼吁,周王城广场也一度打出要求放人的条幅,王仙峰因此被称为“毛派”中的“洛阳女侠”,她在出狱时受到了红歌队员们给予地如对英雄般的迎接。

最近三年间,洛阳的“毛派”广场活动中被抓被判或被控制的活跃分子已达30多人,随着几名最主要参与者的被抓,周王城广场的活动虽然每天都在进行,但远没有之前热闹。2012年7月之后,原来经常到广场演讲的造反派领袖们不见了踪影。姚法说,“文革”后被停发工资的老左派有上千人,经过多年的行政诉讼,这些人赢得了官司,今后每月可以领取1400元的生活补贴,但前提是签署一份不再参与广场活动的保证书。

其实在周王城广场聚集的老人中,一直不乏“打酱油”的围观者。即使在最受欢迎的文字材料区域,围观者一直是安安静静地看,从不发表意见,也很少有争论的情况出现。

在原来的造反派离场的同时,“毛派”运动也后继乏人,广场上的老年人们普遍在60岁以上。这个群体事实上也一直缺乏深厚的社会基础,像周王城广场这样日常化聚集数百名“毛派”成员的现象,在全国已算屈指可数。

能为“毛派”运动打一剂强心针的,只有能引起广泛关注的热点事件。去年中国大陆因钓鱼岛问题而爆发的反日游行中,红歌团成员制作了画像和横幅,分发给参与游行的青年,年轻人没有拒绝的表现让老人们高兴了许久。

现在的王仙峰有两个打算,一是筹建洛阳红歌团自己的网站——尽管她一再否认是这个团体的负责人;二是准备在洛阳市的孟津县找块地,种植绿色蔬菜,通过主打反转基因的经营策略,为以后积累些活动资金。

因为曾有劳教经历,她非常羡慕西安左派的处境,在多次考察中,王仙峰发现“那里不打压,宣传主席思想的人好像还有合法身份”,为了也获得来自官方的认可,王仙峰专门搞到了辽宁省的“毛泽东思想宣传员”的证书。

“地方政府对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群众就不应该打压,在西安还能组织演讲。像反日保卫钓鱼岛游行中,西安群众打出了不少毛泽东思想的标语,这就是宣传的成绩。”王仙峰对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事业仍有信心,始终相信会有年轻人加入他们。

而姚法已将洛阳红色文献博物馆的申报材料上交工商局审批,他需要获得一个合法的身份,以免参观的人多以后涉嫌非法聚会。他对洛阳市的左派贡献颇多,但还是会坚持站在幕后的处事原则,尽管心有不甘,但他和胡新芳都认为回到“文革”时代绝无可能。

胡新芳则继续做宣传员推广红色文化与红色书籍,每天收听法国广播公司等新闻节目,保持自己的“政治敏感性”。

广场上的这群老人们,在人生的暮年对巨大的社会变迁无所适从,在红色的夕阳下抒发对青春的乡愁。

左派思想家和郑州“思想沙龙”

记者 杨桐

中国社会的思想观念分化呈现出可忧的撕裂与对立,对骂、约架、泼粪不一而足。而河南郑州的民间思想沙龙却是一个异数,至少它呈现出思想观念对立的人们长期在一起和谐讨论的可能。

郑州的思想沙龙其实是在官方默许下、普通人对表达评议公共事务能力和规范的自我训练。对比网上网下的粗口与约架,思想沙龙恰恰说明,只要有面对面交流碰撞的机会,中国人也能适应价值观念不同者的存在,以及培养起对对方的尊重。

1月19日,NHK播出了题为《毛泽东的遗产》的纪录片,这个日本最大的广播电视机构用50分钟的时长,展示了一群活跃在河南郑州的民间人士。节目中,毛派人士和反毛人士共处一室激烈辩论,面红耳赤地加入论战的还有30多名老中青年人。

稍早前,这群对社会、文化、政治等有着浓厚兴趣的民间人士,还围坐在一起讨论过“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和“重庆事件”等热点话题,他们将这种聚会形式称之为郑州思想沙龙。这个已经存在18年之久的民间沙龙,由自称“永远做毛主席的战士”的袁庾华和“要为中国探寻未来之路”的邵晟东等发起,如今已经成为在中国民间颇具影响力的思想论坛。

在中国的民间思想派系中,类似的“思想沙龙”和“读书会”是80年代的一大特色,这类活动几乎是“右派”的专利,但郑州思想沙龙却似乎是一个“左右共存”的例外。

“文革干将”的新事业

在袁庾华的人生中,“文革”是一个重要时期。他曾几度作为极左代表被投入监狱。也是文革中河南三大群众组织(十大总部、二七、河造总)之一“二七公社”的主要骨干。其“造反”生涯足可用“叱咤风云”形容。袁自称率全国之先提出了“文攻武卫”,“以保卫造反派的言论、结社等民主权利。”后来袁庾华担任肉联厂一把手。

如今67岁的袁庾华身体已经略显发福,他习惯戴一个大框眼镜,爱穿牛仔裤配运动鞋,夏天常常短裤、拖鞋参加会议。2002年他在一家五星级宾馆接受美国CNN记者采访时,也穿一双拖鞋,就是去高校演讲从不穿西装,一头灰白相间的头发几乎永远蓬乱。记者去年夏天采访袁庾华时,他最初说话慢声细语,但回忆到忘情处,便语速飞快,分贝极高,两只手交替挥舞,常常习惯性地把上衣撩到肚脐以上,露出白晃晃的肚腩来。

袁庾华祖籍湖南湘乡,父亲袁澄文曾是黄河水利委员会的岩石力学专家,袁庾华1954年随父母来到郑州,入读一所贫民小学,节俭的母亲和贫民出身的同学,让他“和穷人产生了阶级感情”。

袁庾华自称上课调皮,一直未入少先队,毕业那天,就买了条红领巾糊弄父母。但他像他的偶像毛泽东一样喜欢演义小说,在小学三、四年级便读完说岳、水浒、三国、西游等古典小说,五、六年级开始读红楼和苏俄文学。及至初中大读西方文学、哲学”。当然,最感兴趣的是马列毛理论,会把《资本论》大段摘抄。

初中后,袁庾华进入郑州肉联厂当了一名学徒工。袁庾华还经常在星期天跑河南省图书馆看书,认识了一批在各个厂矿、机关喜欢读书的年轻人,中午经常聚到一块讨论政治、文学话题,并时常展开辩论。

“文革”开始后,一向热衷时事的袁庾华因在《光明日报》发起的《海瑞罢官》大讨论中发表过“豆腐块”。不久后他便成立只有三个人参加的厂造反组织,并在全省一场事后未被中央承认的“夺权”行动中当过几天河南省政法领导小组负责人,由此开始了叱咤风云的“文革”生涯。

“文革”结束后,文革中的风云人物袁庾华进了监狱,出狱之后成为河南一家木材公司的经理。袁庾华自称他倡导集体民主管理模式,让每个普通工人“轮流当官”管理公司。

1995年11月,袁庾华的木材公司走上了下坡路,他将原因归结于当时的“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木材公司此时采取职工分流措施,收入只剩下货场租金一项。

袁庾华和沙龙的另一个组织者邵晟东第一次见面,是在邵晟东家里。其时是1995年。二人相识当天却聊了整整一夜。对许多重大问题的看法很不一致,有些甚至截然相反。

邵晟东有和袁庾华截然不同的出身,他的父亲邵文杰曾先后担任洛阳地委书记和河南省计划委员会主任、副省长等职,其母亲姐弟几个也都是“从延安出来的干部”。“文革”开始时,邵晟东所在的学校出现了“五红小组”,只有“根正苗红”者才能加入,而邵晟东却带头反对“血统论”。不久,因父亲受冲击,埋头读书的邵晟东成了彻底的“逍遥派”。

“文革”当中,肉联厂职工袁庾华一步一步走向政治漩祸中。而高干子弟邵晟东则越来越边缘化。“上山下乡”运动来临,邵晟东把箱子里塞满了书,搭上运输知青的卡车去了河南南部的固始县。在固始,邵晟东还悄悄了解了饿死百万农民的“信阳事件”。固始是信阳地区的一个县,邵晟东每次去县城,40公里的路程,都选择步行而不坐车,有机会就找人问,“三年自然灾害你们村饿死了多少人?”在他的调查中,固始乡村1/10的农民死于那场大饥荒,与后来出版的固始县志中的统计数字一致。

邵晟东说,尽管他一开始就不赞成老袁的观点,但老袁有一点打动了他,就是老袁说自己所干的一切都是副业,主业是研究中国往何处去,这方面他们的目标很一致。

大鸣大放“大民主”

此后,袁庾华、邵晟东相互介绍各自的朋友加入论战,约定每个周六下午到邵晟东家里聚会,讨论时事和对政治的看法,晚上吃完饭继续,有时甚至一直持续到次日早上,一起吃完早餐后再散去。

早期陆续加入的圈子的成员以社科学者和大学教授为主,河南省社科院的有哲学所副所长刘怀玉(现任教南京大学)、历史学者耿瑞玲、研究清真女寺的学者水静君,搞鲁迅文艺评论的郑州大学教授张宁等成为最早的一批活跃者。以后也有不少民间人士,比如工人、职员、小企业主和律师等参加。

信奉毛泽东的袁庾华在这个圈子中属于少数派。他的主要观点是中国的问题只有靠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大民主”来解决,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挨整是里通外国。另外的争议焦点还包括“文革”的是非对错和“大跃进”是否饿死两三千万人上。

原人民日报评论员马立诚在《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一书中,将袁庾华作为“老左派”的代表之一,并介绍了袁庾华的主要主张:毛泽东的主要贡献是发动了“文革”,让人民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今后中国民主的希望,就在拥护“文革”的群众运动身上,靠大字报才能有大突破。

到了1999年秋,郑州另一个读书会活动,被称为“中国唯一一个民间学术讲座”的“越秀讲坛”已经在郑州举办了100多场,无论规模还是影响力都远超了袁庾华他们的聚会。越秀酒家是郑州著名的高档酒店之一,三联书店在这家酒店内设有一家分店。

这个讲坛的发起者,是当时的三联书店总经理、《读书》杂志主编沈昌文。厉以宁、丁聪、费孝通、余秋雨、朱学勤、徐友渔、秦晖、樊刚、王蒙等学界、思想界的风云人物先后来这里开讲。

越秀讲坛的每次讲座,袁庾华、邵晟东所在的圈子成员都来参加,讲座虽然免费,但入场要凭邀请函。参加过几次讲座以后,袁庾华提出越秀讲坛不能只请“自由派”的代表人物来讲,应搞多元文化,让左派的代表人物也来讲。

这时候,越秀讲坛要请曾担任毛泽东兼职秘书的李锐来开讲座的消息已经经媒体报道,作为毛泽东的拥趸,袁庾华决定联合其他毛派,共同声讨李锐对毛泽东不敬的言论。袁庾华本人就是郑州毛派的代表人物,在郑州,还活跃着一群有“文革”造反派经历、对改革开放持质疑态度、希望回到毛时代的人物。其代表人物有后来被称为“四君子”中的葛丽英、张振耀夫妇。

李锐的讲座当天,袁庾华提前带着几十个毛派人物来到了越秀酒家,除他之外的人都没有邀请函,袁庾华就说是自己带来的,他们入场后先占据了听众席东南西北的四个方位。

袁庾华选择在李锐演讲结束的提问环节进行发难,现场毛派递上了一大堆条子,第一张条子是葛丽英的,她责难李锐是小人用的是无耻手段。袁庾华则提出庐山会议的背景是彭德怀里通外国,要发动政变。这次毛派搅场事件,在网络上广为传播,但关于事实的表述不尽一致,毛派的说法是重挫了李锐,但也有人说,这次讲座中“李锐被围攻”的印象,是从现实到网上的不断被言说而强化的。

两周后,被认为是中国当代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的李慎之也来到越秀讲坛,遭遇了同样的场景。而郑州思想沙龙的场地则又变回了王宏川家中。

北戴河滨的通宵争吵

2001年春节,在王宏川家的聚会中,众人商定在北戴河找来两套房子作为会场,于当年的7月份召开一场民间的北戴河会唔。由袁庾华负责请人,邵晟东负责具体事务,内勤则由王宏川负责。

袁庾华从北京、上海等地请来自由主义、左派、新权威主义、新儒家和民族主义的20多位代表人物(因为当时有约定,名单不对外公布)讨论中国的主要社会问题。郑州方面去了10余个人,加上20多位学者,两套房子根本住不下,好多人打地铺,连厨房内都睡有人,其他人只好到外边找宾馆。

海外许多媒体报道了这次会议,称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全国性会议,是中国自有现代知识分子以来仅有的一次尝试。

这次北戴河之旅的初衷是把思想界各派人物聚到一起,以便面对分歧达成共识。整个会议由袁庾华主持,开的很平和。会外晚上却跑到海边激烈争论,邵晟东记得,他睡了一觉醒来,还听到同一房间的两个不同思潮的学者在激烈争吵。

但这次被称为中国思想界各派人物首次聚会的会议并没有留下任何的影像资料,袁庾华说开会时大家已经达成了不做发言记录的一致意见。实际上,在这之前郑州思想沙龙的内部活动中,许多发言者也不愿意被拍照和录音,担心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2003年,北京学者公羊、祝东力编辑了一本介绍中国当代思想流派的书籍《思潮》,这本书由报人马云龙推荐在圈内讨论,郑州圈子也决定编一本中国当代思潮百家争鸣的丛书,这本书被命名为《路在何方》,由王宏川负责编辑。她开始在北京长住了近半年时间,频频走访各派专家,并从报刊、网络收集近千篇文章,进行分类整理、编辑,并制成光盘拿给公羊、祝东力看,被认为较全面反映中国当代各家思想。但《路在何方》因经费等多方面的原因,最终未能出版。2012年马立诚的《当代中国的八种社会思潮》出版后,这个群体又多次展开专题讨论,他们对“思潮”二字格外敏感。

如今,袁庾华作为左派民间学者经常受邀到各地演讲他“两个四大”理论:一是政治上的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二是经济上的四大,免费医疗、免费基本教育、基本居住条件和基本养老条件保障。

而沙龙的另一个组织者邵晟东还在坚持自己的“探路工程”,他认为研究中国问题,首先要在思想、理论上有深刻的认识,大的方向弄不明白,就治理不好这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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