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识网 | 资中筠:实说冯友兰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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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人们一提到清华大学的文科总是讲当时的国学研究院及其“四大导师”,这当然是事实,国学研究院的成就确实很大。但国学研究院只存在了一年多,而清华大学的文学院却有二十多年的历史。清华大学文学院在绝大部分时间内是由冯先生执掌的。所以我觉得现在谈到清华大学过去的文科,不大提文学院和冯先生是很不客观的,是对历史的不尊重。我是1948年转学到清华文学院,1951年毕业,在那里读了三年书。当时文学院的院长就是冯先生。当时清华大学的名教授们都有自己非常鲜明的个性,谁也很难说服谁。在这种情况下,冯先生能够执掌清华大学文学院这么久的时间,并能让大家都服气,这确实不容易。这里自有其原因:首先是冯先生的学问好,大家佩服;第二就是他为人的宽容,他能够容得下各种不同的意见。当时教授之间也是常常闹矛盾,既有文人相轻的一面,也有学术观点不一致的一面,而且这些教授们并不是每个人都很谦虚。而冯先生对不同的意见、不同的人都能容下,并且能把他们给笼络在一起,使大家和衷共济。当时的文、史、哲几个系,都是名家荟萃。我后来感觉到自己在里面真是有点身在福中不知福。那时候给我们本科生讲课的老师都是著名的教授,比如讲世界史的是雷海宗,讲西洋文学史的是钱钟书,教西方小说的是杨绛。还有美国的温德教授,他在清华待了几十年的。这还只是外语系里的教授。至于文、史、哲方面的名教授那就更多了,随便找一个都是大名鼎鼎的。

  冯先生能执掌清华大学文学院,除上述原因外,还有一点就是他很有才干,有行政才干。冯先生任清华文学院院长达18年,经历了南迁和复校等一系列复杂的事情。西南联合大学期间,他还是联合大学的文学院院长。他能把那么多的名教授团结起来,是需要非凡的行政才干。我听钟璞说过,冯先生提倡不但会治学,而且还会做事,不但有文才,而且有干才。我觉得冯先生自己在行政方面的能力就很强,不是只会自己一个人坐在那里做学问,他能够带动整个单位乃至整个学校的发展。1928年冯先生刚到清华的时候,正是清华由留美预备学校到国立大学的转制的时候,他是校秘书长,协助罗家伦为清华大学的独立做了很大的贡献。他在这方面贡献很少被人重视和研究,我觉得这不公平。后来院系调整时,清华大学的文学院被取消了,把教师遣散到其他地方。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文科在中国教育界就开始萎缩。这是不可弥补的损失。现在再想找回来也找不回来了。那种人文气息浓厚、人文大师云集的情况是一去不复返了,以后再也没有可能出现了。

  冯先生是中国近代少有的几个学贯中外的学者之一

  再回过头看冯先生的学问。现在人们动辄说什么学贯中外,其实真的要做到学贯中外是非常困难的。但我觉得,冯先生应该是中国近代少有的几个学贯中外的学者之一。现在经常说西化和传统文化,但能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对西方文化有透彻的理解,并把这二者融合起来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的人,在当代实在很少,冯先生是其中的佼佼者。而且,现在可以预见,以后很难再有这样的人出现。因为培养出这样的学术大师需要特定的学术环境和学术氛围,中国近代中西文化的交会是千载难遇的,冯先生他们这代学人是站在中西文化交会的制高点上。这是客观方面的原因。就主观方面而言,个人的才具和学养也十分重要,像冯先生那样才华横溢、学养深厚的学者也不大容易再出现了。这不是在有意捧他。因为放在整个世界范围来看,他的成就并不是最高的。但在中国现代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里,而且是作为中国的学者,他必须要有非常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然后到西方去学习,而且能够把西方文化的精华吸收过来。这就对中国学者提出了特殊的要求。冯先生恰好具备这样的条件,满足这样的需要。我想来想去,觉得具备这种才华和学养的人在短时间内也不会再出现。

  记得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研究所的时候,有人就想做智囊,很多人也常以智囊自居。而所谓的“智囊”,按他们的理解就是给领导人出谋划策。我自己不大同意这种取向,做学问的怎么专门想着去给领导人出谋划策,我一直想不通是怎么回事。后来我看到冯先生在一篇文章里提到,说作为一个学问家,做学术研究是要做全民族的智囊。这点给我的启发很大,使我豁然开朗。后来我发现,比如我在美国研究美国问题,其实也是给我们民族做智囊:就是你研究外国,不管是研究美国也好,研究其他国家也好,你写了文章给中国读者看,不单是给领导看的,领导从来也没有时间看那么长的文章。中国专业内的读者看了,他们了解了外国的情况,再通过他们慢慢传播开来,进而普及到大众,这就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研究的着眼点应该在民族和民众,而不能只是眼睛向上看,只盯着那几个领导人。这是我从冯先生著作里得到的一个很大的启发。

  我觉得,我们现在写文章,动辄搬一大堆资料,放满书桌,一会查这个,一会查那个,一会查原话的出处,然后做了一大串的注释,好像只有这样做才显得自己博学和严谨。可我发现冯先生和其他很多老学者并不这样。他们是把所有的东西都变成自己的了,写文章是用自己的话去说。冯先生晚年在写《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时候,眼睛已经看不见了。有一次我去他们家找钟璞时见到冯先生,我向他问候,他说他现在只能做“反刍”工作了,就是把过去吃进去的东西再吐出来仔细嚼嚼,从中品出新的滋味来。他只靠“反刍”就写出七卷本的鸿篇巨制来。我当时听后心里一动,觉得假如从今天起我眼睛看不见了,还能“反刍”出什么东西来呢?我当时感到非常心虚。我知道就凭自己的这点学问,已经成为我自己的东西,完全消化了的,实在是单薄得很。如果不去查书,找资料,那就写不出很多东西来。而冯先生这样的老学者,能把很多知识和学问融会贯通,变成了他自己的养料,装在自己肚子里,印在自己脑海里,随时都可以“反刍”出来,才是真学问。我觉得现在我们很多人写东西,离不开一大堆资料和书籍,这里查查,那里找找,很少是自己吐出来的东西。这和冯先生靠“反刍”写著作确实不一样的。

  这其实跟前面说的学贯中外是一致的,就是把各种思想和知识都融会贯通在他自己的思想里。你可以完全不同意他的观点,也可以和他辩论,但是你必须要承认,你想和他站在同样的高度跟他辩论是非常困难的。

  冯先生苦撑残躯,含垢忍辱活下来了,他保全了性命,也留住了学问

  现在,人们对冯先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我觉得造成这种结果的第一个原因就是对冯先生不理解,第二是对冯先生所处的环境不了解。他是处在很大的压力之下,而这种压力又是无端的和无形的。在当时的压力下,不少人被逼自杀了,例如翦伯赞等等。是不是要逼得每一个人都自杀才好呢,是不是自杀了才值得尊敬呢?当时他们所处的环境可谓“鼎镬在前,斧钺在后”,是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想象的。冯先生苦撑残躯,含垢忍辱活下来了,他保全了性命,也留住了学问。这就是“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真正的学者给后人在学问上、思想上和文化上留下了珍贵的有价值的东西。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是值得后世关注的。

  我想再谈件小事情,其实也不算小。清华大学在抗战胜利复校以后,还有两年是和西南联大的其他两个学校联合招生,进行统一考试。三个学校联合出题,考生填写第一志愿时在三个学校中任选一个。因为大家都争着报考清华,所以清华录取分数线就最高。冯先生的女儿钟璞从小就身体不好,回来之后报考清华外语系,可分数不够,也就只好到南开去读书,是两年之后经过考试转入清华的。冯先生当时是文学院院长,外语系隶属于文学院,可他的女儿就是分数差那么一点点进不来。那个时候,我们同班有个同学是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女儿,还跟我住同一个宿舍,她第一年考试分数不够,是先念了一年先修班,然后才考入清华大学的,这样她多念了一年。就是校长和院长的女儿,分数差了一点点,都没有进去,就是一点都不通融。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的社会风气还是比较好的。这也说明梅校长和冯先生他们坚持原则。

  在冯先生那里从来听不到刻薄的话

  当时我跟冯先生基本上没有什么交往。虽然他的女儿钟璞和我是同学和好朋友,我也经常去他们家。我去找钟璞时也见到冯先生,但见了也不敢怎样说话,给他鞠个躬就完事,所以也就没有什么多的直接的交往。当时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长须飘飘、蔼然长者的形象。

  清华大学从昆明回到北平以后,冯先生还开过课,但我没有听过。我虽然没有听过他的课,也没有和他有直接的交往,但在文学院读书,见到他的机会还比较多,而且和钟璞是好朋友,经常去冯先生家,从间接方面也知道他,知道他们的家教和家风。钟璞跟我说过,冯先生最不喜欢的事情就是在背后议论人,就是不许在背后议论人的长短,特别不议论人的生活问题。钟璞也是这样的。在我们的女同学中间,我觉得她是最稳重的。我们有时候唧唧喳喳,东家长、西家短地说这谈那,可她从来不插嘴。我觉得这是他们家风的影响。

  我觉得他不但会做学问,而且会做事和处世。他有做实际工作的能力,不是书呆子。给我印象更深的是,他为人处世非常厚道和宽容。知识分子常常也是有比较刻薄的时候,教授中间互相批评起来往往引经据典,头头是道,比常人还要刁钻刻薄。可在冯先生那里从来听不到刻薄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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