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为什么恐惧“法国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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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岐山的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在中国卖断市。“当改革开始之后,旧制度剩下的部份就更让人难以忍受。”这是书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句话,让两百年前的法国大革命与当今的中国联系了起来。

“那是最美好的时期;那是最堕落的时期;那是智慧的岁月;那是没有开化的岁月;那是信仰坚定的时代;那是怀疑一切的时代;那是阳光明媚的季节;那是黑夜深重的季节;那是满怀希望的春天;那是令人绝望的冬天;人们拥有一切,人们一无所有;人们直入天堂,人们直堕地狱……”

这是英国作家狄更斯《双城记》全书开篇首句。每次谈到法国大革命,这段文字便不由自主地从记忆中浮现出来。《双城记》写的正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故事,它描写了大革命时期法国巴黎和英国伦敦两个城市的贵族们和平民们之间的故事,他们的精心算计、暗室策划的阴谋、血腥的暴力运动,以及人类无私的爱。

托克维尔没有狄更斯那么艺术和文学,这位学者型的贵族官员研究了法国的大量文献,写出了《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该书在一百多年之后才被世人重视起来,而尤其是在当今的中国。

托克维尔在书中告诉人们,大革命之前的法国,是改革走得最远的欧洲国家,旧的封建贵族制度只剩下一具空壳,新的“中央集权体制”已经渐渐取代了中世纪的国家结构。法国平民,尤其是农民,不但比欧洲其它地方的民众生活更好,也有更多的政治权利(比如有三级议会),和更受保护的私人产权(比如平民土地继承权)。同时,法国平民还承受了更少的贵族压迫,有更少的赋役和更多的人身自由(比如可以自由迁移到巴黎)。但法国人终于比他们的欧洲邻居们更早开始了暴烈的革命,他们颠覆了政府,铲除了贵族和僧侣的特权,甚至还砍掉了国王路易十六和王后玛丽的头颅。

托克维尔告诉人们,路易十六可能是当时欧洲最开明的帝王,他不但凡事亲历亲为(很象崇祯皇帝),而且对公共舆论十分在意和关心,也往往会向民意低头让步。但他终于还是掉了脑袋,而比他血腥和暴虐百倍的普鲁士君主却没有。

法国是欧洲文艺复兴的中心之一,也是现代人文主义的摇篮。法国最著名的科学家、哲学家和艺术家,几乎都是在波旁王朝时期出现。印刷技术的发展,到18世纪初已经导致书籍和报刊的蓬勃发展,法国人急切地要实践他们的理想,梦想建立一个更为完美的社会。法国公知们俨然取代了教会,成为新兴中产阶级(以及下层民众)的精神核心,他们的片言只语被广为传递。

无论从什么角度考量,人们都不得不把那时候的法国与现在的中国进行比较。共产主义在中国实践的前30年,建立了一个类似中世纪欧洲的社会模式。平民缺乏私有产权、迷信权威、缺乏个人自由。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对这种模式进行了部份的改良,中国经济成长,个人自由有限增加。但中国的改革,并未带来全中国人民的感恩戴德。近年以来,中国人痛恨共产体制的表现越来越明显,也越来越无法忍受尚未改革的那部份旧体制的内容。不远处黑沉沉的乌云,预示着一场中国大革命即将来临。

中国共产党中的极左派人物,认为中国现行的制度是一种“完美体制”的退化版本,他们拒绝任何继续的改革。而开明人物,则认为改革必须继续,最后完善过渡。他们称这种过渡是“中国特色”。但中国民众却和当年的法国人一样,已经无法忍受。最关键的,是中国民众已经失去了对当局的信心,正像当年路易十六和他的波旁王朝开明专制一样,官方的任何政策、任何言论都被中国民众以最大的恶意加以猜度。

“不改革比改革风险更大”,中共18大之后的新领导层这样警告党内同僚。人们大概可以翻译成为“左派的政策比右派的政策风险更大”。但这种风险的差别不到百分之一,因为积恶难返,正如江湖上的流行语,“出来混,总是要还的”。过去60多年官方的种种行迹,无论改革还是不改革,最后必然会被清算和偿还。毛泽东在《愚公移山》一文中曾说,中共的努力最后必然感动天神,这天神就是全中国的老百姓。而现在,天神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托克维尔19世纪撰写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是在探讨1789年至1799年的法国大革命的起因。托克维尔提出,路易十六的统治要比路易十四宽松得多,人们也觉得自由得多,甚至该时期还是法国最繁荣时期,并已开始改革,可是偏偏爆发了大革命。他的另一本更著名的书《论美国民主》引人深思,在西方各国走入民主的过程中,为何唯独法国大革命来得惨烈?自1791年至1794年,巴黎设置断头台,被斩首的“反革命”份子达六万至七万人之多(维基百科数据)。托克维尔提出一个重要观点,革命的发生并非总来自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会爆发。

这种“法国大革命热”是否反映了高层的某种共识,中国也有着类似“法国大革命”的前兆?2013年1月18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报导,当前中国社会背景复杂和社会矛盾激化的处境,与法国大革命时期有某种相似性:中国与大革命前的法国都处于最繁荣的时期,催促了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敏感,对特权、腐败、不公正的容忍度更低。而《旧制度与大改革》这本书能带来一些启示。报导说,事实上,在革命来临之前,法国政府已开始进行改革,然而,“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开始改革的时刻”。一向毫无怨言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会猛力抛弃旧体制。报导说,毫无疑问,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改革风险很大,但不改革风险更大。改革势必会遭到特殊利益集团的阻碍,尤其那些依靠权力寻租、依赖特权致富的人群。但是停滞、不改革、忽视社会公平正义,只会增加群众的不满,甚至使社会陷入动荡的危险境地。《人民日报》公开承认“改革”正处于两难,举步维艰的境地。

外界对中国大陆的“改革”也多有评论。《纽约时报》日前发表资深媒体人西尧的文章表示,王岐山向全党推荐《旧制度和大革命》一书,正是官方对局面强烈不安和焦虑的流露,也是中共第五代对当前改革局势忧虑所在。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提到的“经济的繁荣加速了革命的到来”,无疑是官方当前的噩梦。改革一定程度上已经变成了“排雷”,在目前官方体制内,由妥协换取稳定的空间已经日益逼窄,力度拿捏稍有不慎,就会被炸得粉身碎骨。文章表示,过去十年,众多事关社会整体利益的改革几乎变成官僚体制内部的闭门分肥,民众对这种改革已经演变出反感和抵制,强烈暗示改革的社会凝聚力和共识正在大面积坍塌。《华尔街日报》则评论,在维持改革和保守主义之间微妙的平衡时,新的最高领导人可能将发现,他真正的敌人不是那些呼吁更大开放和自由的人,而是他的同事小圈子。

但中国人民要求“言论自由”的呼声越来越高涨。当今中国,不论是高层官员,或底层的工人农民,或中层的教师公务员等,几乎没有人对现状满意,都在呼吁变革;不管哪个领域的“丑闻”一曝光,网上一呼百应,瞬间掀起风暴,官方不得不很快妥协处理民怨太大的事件。

自2012年2月王立军、薄熙来事件爆发,上层的政治黑箱如潘多拉盒子打开,像好莱坞肥皂剧,叛逃、追捕、放毒、谋杀、焚尸、政变等一幕幕,纷呈于国家高层的舞台上,展现给老百姓看,其无耻、无德等恶劣本质令人膛目结舌;而中国政府,“摸石头过河”已经30多年了,何处是“岸”?人们早已不耐烦,民怨沸腾,一点火星能引燃冲天大火,突发性偶发事变的概率大增。

看看近期爆发的“群体事件”:据民众统计,仅1月21日,中国各地共有30起群体事件发生。自1月20日开始,连续两日,广州越秀区四百多名环卫工人集会罢工,要求提高工资;河北省秦皇岛市文化北路市政府门口,市民堵路示威;广州市越秀区数百环卫工人连续两天罢工,在人民公园集会要求加薪;天津市卫国道武警指挥学院门口,拆迁户堵路维权;浙江省乐清市政府门口,市民集会维权……。此外还有:1月18日,逾千名上海日资神明电机公司的工人进行大罢工,抗议该公司强推49条“霸王条款”,工人包围了厂区,并软禁了10多名日本籍及中国籍的管理层人员;18日,三亚市凤凰镇林家村村民抗议政府强挖数千座祖坟和偷走尸骨,村民维权上访无果,数百村民上街堵路;1月12日晚因医患纠纷,湖北荆州市监利县发生大规模警民冲突事件。数千民众和警察“激战”,愤怒的民众将警车掀翻……。这当中,哪一个事件都可能引爆更大的风波;而官方走在的钢丝上试图平衡,难免会“擦枪走火”。

而在中国大陆体制中,历来的总书记什么变革也做不成,下场也很惨。从早期的陈独秀,到近期的胡耀邦、赵紫阳。对照前苏联的崩溃,前苏共总书记戈巴契夫也是从“保党”的愿望出发,改革最先从道德及意识形态领域的开放讨论开始,然而却触发了共产党体制的彻底崩溃,没有一个“凝聚民心的道德力量”支持他的所谓改革。因此,中国大陆在体制内的“改革”,已很少人相信会给民众带来希望和光明。若薄党残余更加没有道德底线地“出牌”来挑战民意,届时火山爆发,再分辨真假“黄四郎”对民众也已经没有意义了。

法国大革命被西方认为是迄今为止最激烈的革命,在它爆发前夜,没有任何人能够提前洞察到它必然降临于世。就连被托克维尔认为是大革命先行者和代理者的德国弗里德里希大帝,在大革命迫近时,也没有辨认出来;而欧洲其他国家的君主和大臣们,普遍认为革命只不过是一场周期性疾病,是一次转瞬即逝的地方性事件。“他们的准备可谓面面俱到,唯独没有料到即将发生的事情。”即使在革命结束之后,革命呈现出来的各种清晰可见的后果,也没有让人们得以准确地把握到革命何以爆发的因素。托克维尔对此写道:“伟大的革命一旦成功,便使产生革命的原因消失,革命由于本身的成功,反而变得不可理解了。”

一般认为,革命爆发无外乎国王独裁专制,政府腐败,苛捐杂税,民不聊生;老百姓活不下去了才起来闹革命。然而法国不是这么回事。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最繁荣时期。托克维尔的判断是:革命的发生并非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流弊被消除,使得人们更容易觉察尚存的其它流弊;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

此前人们对未来无所期望,现在人们对未来无所畏惧,一心朝着新事物奔去。伴随着社会繁荣,国家财产和私人财产从未如此紧密混合。国家财政管理不善在很长时间内仅仅是公共劣迹之一,这时却成了千家万户的私人灾难。

托克维尔说,“对一切旧体制的仇恨在增长。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会将它(指旧体制)猛烈的抛弃。经验告诉人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国民明显地走向革命。”托克维尔描述,“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环境中焦虑兴奋,努力改变处境:追求更好的东西是普遍现象;但这是一种令人焦虑忧伤的追求,引人去诅咒过去,梦想一种与眼前现实完全相反的情况”,最终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最大的动荡和最可怕的混乱。

通常人们认为革命开天辟地,迎来一个更好的社会。但法国在旧制度的废墟上建立起了更加专制和强大的中央政权,虽然革命后的专制制度比旧的专制制度更合逻辑,更加平等,也更加全面。托克维尔认为,这是从罗马帝国崩溃以来,世界上还没有过一个与此相似的政权。中央集权专制作为旧制度的遗产,在大革命以后则又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最后在拿破仑帝国中达到顶峰。

现在,值奥巴马第二任期拉开序幕之际,华府智库直言提醒美国总统:诸多迹象显示,未来的中国可能发生重大危机,美国必须事先拟好因应对策。华府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学者李成在给奥巴马总统的备忘录中指出,中国可能发生重大危机,且可能因此引燃国内革命或外部战争。这篇文章是布鲁金斯研究所发表的“大赌注和黑天鹅:给总统的简报”全书中的一部份。文中探讨了几个问题:中国共产党面临什么挑战?为什么中国民众对中国大陆统治阶层感到怨恨?美国如何避免中国大陆统治阶层使用武力?文章认为,对美国而言,针对目前的中国拟定政策是相当具挑战性的,主要是因为其内政的转变与外交关系变因太多,难以预测。一直以来,大众将大部份的注意力放在中国快速的经济成长与逐渐增加的国际影响力上,却忽略了两个重要的层面:中国国内的革命及其与外国的争战。

中国有许多严重问题可能触发重大危机,包括放缓的经济增长、广泛的社会动荡、猖獗的官员腐败、恶性的高层内斗,以及因为东海和南海领土纷争而高涨的民族主义。文章表示,白宫的施政不应该忽略中国革命或战争的可能性。只要其中任何一种真的发生,都具有高度的破坏性,将严重损害全球经济发展和亚太地区安全;若这两者并肩遝至的话,将构成奥巴马第二任期最复杂的外交政策问题之一。所以,预先因应这两种可能状况的最好方式是与中国新的最高领导团队建立更深入的关系,尽可能在各个领域进行建设性的合作。因此,美国不仅应充份了解新的中国最高领导层面临的国内外艰钜挑战,还应深入认识影响新的最高领导层施政的不确定性,以及中国民众对于新的领导人的舆论。

有两个情况是人们特别不愿意看到:一个是绝大多数中国民众既反共又反美;另一个是新的最高领导层通过强烈支持中国军国主义而赢得人气。为了避免第一种情况,白宫应该在与中国领导人接触的同时,更加明确的向中国人民阐述美国长期以来对中国的友善,对民主、人权、媒体自由和法治的坚定支持,以及美国认为这些是任何国家长期稳定的基础之信念。

为了减少第二种情况的可能性─—亚太地区的冲突可能直接让美国卷入其中,白宫应该持续对亚太地区的美国同盟或伙伴(包括中国)运用影响力,防止任何一方使用武力,此外,最重要的应是促进与中国军方新领导阶层的对等联系。

文章说,由于高官后代掌握政经大权的情况为有史以来最烈,已经招致了更多的民怨。大量的领导人及其家人使用政治权力把国家资产转化为私人财富,包括转移给那些在美国生活、工作和学习的家人。红色贵族在新领导层中的主导地位不仅损害了高层的凝聚力和派系权力平衡,也导致中国民众对官方打击腐败的任何承诺冷嘲热讽,而且更加让民众以为“美国给中国贪官提供避风港”是确有其事的。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中国若发生国内革命,可能是新的最高领导层未能采取有效的政治改革阻止危机。而白宫可能需要注意警示信号,特别是中国在官方媒体和外交管道上日益增高的反美言论。新的最高领导曾在对美国的态度上可能会很强势。更重要的是,白宫的施政需要注意中国大陆军国主义的抬头,这样将可能增加中国大陆的军队干预内政与外交军事冲突的风险。

中国是否会突然发生自下而上的革命?中国领导层的担忧和焦虑似乎是有充足理由的,因为他们面临了严峻的挑战:2012年的国内生产毛额成长目标7.5%是1990年以来最低。这次下挫不仅仅是因为欧洲危机导致出口疲软,也是中国本身面临了政治瓶颈的结果。这次放缓反而进一步透露出中国大陆政治体制的缺陷,以及可能因此触发政治危机。经济不平等越来越严重。基尼系数在2009年升高到0.47,然后在2010年升高到0.61,远超过普遍认为预示潜在社会不稳定的预设值0.44。中国官方数据透露,每年有大约18万起群体抗议,或大约每天500起事件。根据中国官方媒体,这些抗议近年已变得日益暴力,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腐败已到了失控地步。最近华盛顿的全球金融诚信(GFI)报告显示,从2000~2011年,中国的非法资金外流(主要是来自于贪腐官员)累计达到3.8万亿美元。……

中国人恐惧即将到来的革命,还不仅仅是高级官员,甚至不只是官方内部。过去两年中国出现大量的资本家移民以及资金外逃,其实也正是中国中产阶级嗅到了暴风的前锋。而且他们认为,即将到来的中国革命,必定会比法国大革命暴烈百倍。这一点,必须归功于中国大陆60年的教育,唯物主义加唯力主义,使得中国人崇尚强权和力量,迷信暴力可以解决天下所有问题。

吉拉斯在《新阶级》中说过,共产党这个新阶级,“既缺乏中世纪贵族的高雅和宽容,也缺乏资本家的勤俭。”共产党阶级的特点,因此可以这样发过来描述:低俗、小气,却又懒惰和奢侈。这样的统治群体,如何可能走出风暴?

狄更斯生活在法国大革命时期,他厌恶蔑视贵族的欺诈,同时也痛恨绝不宽容的革命暴力。在潜意识中,狄更斯以为只有比物质更高级的东西才能救度人类。在《双城记》中,卡尔顿爱慕查尔斯的妻子露西。但当查尔斯被大革命法庭判处死刑被处决的前夜,卡尔顿偷入巴士底狱把查尔斯替换出来,让他偷渡到英国和妻子团聚,而自己代替查尔斯上了断头台。

在西方世界,“爱”是一个既世俗又超越的概念,很多时候,“爱”更接近中文语境中的仁义和慈悲。中国人想要走出恶性革命循环,恐怕也必须从形而上的境界找到支点。但这却是很难很难很难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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