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是哪门子的文学批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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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才在楼下拜读了陈大夫转贴的余杰的旧作(估计是旧作吧)《莫言在语言暴力中迷失 没走出自己建构的文学迷宫》,(http://www.hjclub.info/bbs/viewtopic.php?p=2832465)篇幅颇长,旁征博引,貌似很有学问,很有思想,很有见地,说得头头是道,但也令人疲惫不堪。

好不容易耐着性子看完了,免不得诧异地搔搔脑袋:What?!这是文学批评家能写出来的东西么?写出这种经过高密度“学问”包装的烂污外行货的人,还可以冒充文学批评家么?余杰也算是个大明星了吧,怎么连文学创作是怎么回事,他竟然连门都摸不着?

由是悟出两点:

拿摩温(No 1):一个人想冒充文学批评家,恐怕还得自己有点文学创作的亲身经验,这才能知道文学创作与论说文写作的根本区别。

拿摩土(No 2):一个中国社会里腊制出来的政治生物,很难弄清文学与政治的区别。对以研究鲁迅出身的“学者”来说,就更不可能弄清这区别,因为鲁迅的作品正是艺术化了的政治论文,而且他本人从来是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的新月派的死对头。因此,这种人心目中的“文学批评”,就是政治批评,天然是《讲话》的拥护者与笃行者。

先说第一点。余杰那篇又臭又长的文字,只暴露了他根本不知道文学创作是怎么回事。他理解的艺术创作不是狂热创造,而是冷静制作,是一种理性活动而非本能行为,自始至终都非常冷静、理智、实行“理念先行,有序铺开”,与写作论文无异。而所谓“杰作”,也就是自始至终没有偏离指导自己的那个正确理念,并成功地艺术地阐释了它的作品。

通过剖析莫言的《檀香刑》,余杰向大众展示了他对“正确的”文学创作的理解。他根据勒庞的《乌合之众》,将周锡瑞对义和团运动的分析视为“正确的先行理念”,以此为标准,对比莫言在该小说中对义和团的描写,发现莫言偏离了这正确的理念,认为莫言把义和团运动说成是一种偶然事件,便据此指责莫言缺乏“思想能力和当代意识”,“弄巧成拙地毁掉了自己的作品”。

类似地,余杰指责莫言不懂爱情是神性的表现,未能在其对爱情的描写中展示神性,反而使得它兽性化了,成了“没有神性质素的‘爱情’”。因为他创造出来的艺术形象搞的“实质上是畸形的性关系”,只展示了“某种疯狂的性的欲望”,说到底是“对权力的欲望”,于是便成了“煽情元素”,“没有自足的生命”。至此,他便“不禁要追问:究竟是中国人失去了爱的能力,还是中国的历史中没有出现过惊心动魄的爱情?”

姑不说余杰对历史、现实与爱情的二手性诠释是不是唯一成立的“普世价值”,也不追究余杰到底是哪儿来的为大众规定唯一的生活方式的“天赋人权”,就算他说的都对吧,小说也不是这么个写法。任何一个文学青年若是有过“灵感”这种说不清道不明无法解释的精神活动体验,都该知道,文学创作是基于作者的生活积累与感悟的一种本能井喷,是一种如中疯魔,如有神助的非理智行为,不是一种对某种政治思想或历史观或爱情观的井井有条的演绎。

然而余杰这位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却连这起码的常识都没有,这才会说出这种超级外行话来:

“从《上林赋》到《檀香刑》一脉相承的‘美学’与‘正义’的错位,让我意识到汉语本身的问题。汉语是一种缺乏逻辑和理性的语言,它的美学标准乃是由情感来决定。因此,作家在运用汉语的时候,如果没有一种先在的警惕和自持,很容易由‘我在说话’沦落为‘话在说我’。作家成为‘语言迷雾’的俘虏,成为作品中‘缺席’的‘主人’。”

这真成了盲人论道了。如果有哪个志在文学创作的学子听信了这些超级外行屁话,按照余杰制订的“创作规程”,先去牢牢记住勒庞和周锡瑞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和史学大家的教义,再在这先行理念的指引下铺陈故事,对那理念作出艺术化的诠释和解读,在这过程中时时保持“先在的警惕和自持”,一定要记住“我在说话”,而不要自我陶醉,堕入“话在说我”,那他绝对不可能成为一个上得了台盘的艺术家,写出来的绝对只会是革命样板戏。

事实上,余杰恰好说反了,作者们在进行文学创作时的最高境界,就是丧失自我,进入“无我”境界,“成为作品中‘缺席’的‘主人’”,如旧时代的所谓“扶乩”一般,不是“我在说话”,而是“话在说我”。唯有这种作品才不可能是艺术化的政治论文,才是生动的创造,而不是僵死的艺术化政论。

再说第二点。余杰那篇文章,生动地显示了政治不但能屠杀艺术,而且能戕害艺术评论家,使得前者成为艺术化论文的制作工匠,而后者则沦为姚文元一类意识形态总管。这不幸就是在共党中国发生的普遍的悲剧,以致对那政权持激烈批评态度的“知识分子”如余杰辈,搞的也只能是不折不扣的毛共那一套。

余杰与姚文元的区别,似乎只有两点,一是姚文元在朝,而余杰在野;二是两者挥舞的大棒截然对立。但两人幹的活一般无二,都是用自己认定的意识形态准则对艺术作品作政治批判。简言之,余杰是“在野意识形态总管”,强调的仍然是政治标准。

在那篇“文学评论”中,我们看到的不是艺术批判,而是政治批判。余杰不是从艺术的角度来分析莫言的失误,却是从他认定的“普世价值观”裁判莫言在何处犯了政治错误,就连江青同志的“文艺创作必须源于生活,高于生活”都搬出来了。如果这种政治裁判可以成立,则左拉那种自然主义大家也该被枪决了。

如果说那篇“文学评论”还没沦落到姚文元不容分说挥舞大棒的强暴程度,那么,余杰在出国后就完全露出了本来面目。前两天他与一伙人合作的致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的公开信,就是《讲话》精神在西方的大发扬。我准备写成正式驳论拿去卖钱,故不拟在本文中对此详加评论。这里只想呼吁先进的海外华人警惕这类“形右而实左”的劣等华人用骨子里牢不可破的毛共教条,败坏、污染、赤化西方文明世界。这种作法,比莫言手抄《讲话》的姿态的恶果要实在得多,具体得多,严重得多。

作者:芦笛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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