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正恩换帅背后的权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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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信力建

朝鲜中央通讯社近日宣布,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至今一直被普遍认为是金正恩最信任的辅政重臣之一的李英浩次帅因”健康问题”被解除了一切职务。这个消息的突然,让许多人感到吃惊。要知道,金正恩在朝鲜执政的头几个月,还经常会看到人民军次帅李英浩等人陪伴在其左右。他们如一对好“基友”般一起视察军营,一起在阅兵式上检阅部队,甚至一起哈哈大笑。

大多分析人士认为,李英浩的身体出了问题的说辞站不住脚。因为与金正恩身边的其他年迈官员比起来,这位现年69岁的次帅看起来精力充沛。而且李英浩次帅还是金正日指定的辅政大臣,2008年金正日身患中风,此后开始培养三子金正恩接班。据报道,金正日当时指定李英浩为金正恩保驾护航。李英浩也因此在军界和党内平步青云,并在政坛获得显赫地位。于是,李英浩在2009年被任命为人民军总参谋长,后于2010年在一次党代会上晋升人民军次帅,并升任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去年12月为金正日举行葬礼期间,与金正恩一起护送灵车的七名高级将领和党内高官中就有李英浩。

随后,金正恩名正言顺进入了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并被推举为其父的正式接班人。但在今年4月,一些分析人士开始注意到,李英浩的官运出现了微妙变化。金正恩当月提拔了在军界几乎没有背景的党内官员崔龙海出任人民军次帅和总政治局长,负责监督高级将领的政治生活和忠诚度。更为诡异的,护送金正日灵车高官之一的禹东测——据信是该国秘密警察和谍报机构负责人——在朝鲜新闻报道中消失了,是死是活无人知晓。

长期以来,朝鲜政权的内部运作情况一直笼罩着一层神秘面纱。在朝鲜,经常会有高官降职、失踪、恢复原职,甚至还会有高官死于蹊跷的”交通事故”,而在该国路上跑的小汽车少之又少。据认为,确保这种不可预测性是金正日及其父亲金日成使用的一种重要手段,目的就是驯服该国军界和党内的高官。

比如在2009年底,金氏王朝企图采取严厉措施取缔黑市活动并通过大幅贬值本国货币抑制通胀,但上述举措却适得其反,不仅导致食品危机更加严重,还在这个集权国家引发了十分罕见的抗议活动。朝鲜政府为此处决了党内主管金融工作的高官。据首尔的情报部门官员说,那位名叫朴南基的官员被控从事反革命活动,但这种指控纯属捏造。此外,朝鲜去年还以”健康问题”为由,撤掉了一位公安部门负责人和一位副总理。2010年,朝鲜宣布党内重要官员李济刚死于车祸。

事实上,对于独裁者来说,这个做法并不新鲜。大多独裁者心里阴暗、缺乏实在的安全感,在他们眼里只有自己是最可信的,其他都是不可靠的。这既是心理状况和环境变化使然,也是一种驾驭的权谋手段——像摆弄棋子一样提拔或撤掉其身边的高官。这种手法,让身边人深切感受到何谓“伴君如伴虎”。

把高官将领玩弄于鼓掌且得心应手的,毛泽东才是“祖师爷”。而要数经典之作,莫过于“高饶事件”。

抗日战争结束后,毛泽东先后派遣彭真、高岗、陈云、张闻天、李富春、林彪等多人去东北完成战略大转移,张闻天的派出是远窜,而高岗则是亲任,东北后期,高岗任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1949年前后,高岗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全权负责东北地区的工作,成为显赫一时的“东北王”。高岗受到器重,也是因为他是毛泽东在陕北时期特别培养的亲信。任弼时死后,高岗被安排进京,出任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主席并兼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分走了周恩来作为总理的部分权力,可见高岗被重用之切。

下面再来看看饶漱石,饶漱石一直以来被视作是刘少奇提拔的亲信,其实不然,饶漱石一贯只知有毛泽东而不知有其他。因而在后来,饶漱石进京所接替的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职务原本是彭真的“禁脔”也是刘少奇系统的关键所在,如果不是毛泽东亲自点名彭真何以能够顺利让出位置来?而毛之所以调任饶漱石来,其目的也很明显那就是对着刘少奇的,只不过刘少奇一直还以为饶漱石是支持他的。殊不知,这些都已经被毛泽东暗中牢牢地控制了。

众所周知,高饶事件的开场戏是1952年底的《新税法》的公布,刘少奇从来就有和平建国的思想,一度被毛泽东视为“右倾”而周恩来也主张发展经济,本来延安整风的对头如今因为工作上的原因变得相近,在毛泽东看来大有“合而谋我”的感觉,特别是刘少奇的渐渐坐大更为毛泽东所担心,因而借口新税法是“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总暴露”也是政务院脱离党组织领导下出现的错误思想的“一种倾向”,对周恩来的分工做了进一步的削弱,以薄一波为切入口,开始布置对刘少奇的打击。毛泽东曾经对高岗说过:“中国革命大而言之全国,小而言之陕北,都有一个圈圈,井冈山是红军的圈圈,陕北是八路军的圈圈,我们靠着这两个圈圈赢得了革命的胜利,现在有人又说还有一个圈圈,那就是白区的圈圈,是红区和白区两个圈圈,制造思想上的混乱,不可不察。”这段著名的讲话成为当时打击刘少奇和周恩来的主基调,被高岗多次引用,他指责刘少奇搞白区圈圈压红区圈圈,说周恩来搞政府摊摊压党中央的摊摊。左手打刘少奇,右手打周恩来,高岗如此的肆无忌惮的同时打击党内第二号、第三号人物,如果没有最高的允许是很难想象的。

紧接着,高岗一面布置饶漱石在中组部开会批判刘少奇亲信安子文,借以打击刘少奇,一面请人出面调查安子文、刘澜涛、薄一波、彭真出狱自首的历史问题,一面开始暗中窜联彭德怀、陈正人、李富春、陶铸、林彪等人,给他们灌输刘少奇不行了,主席看不上他了的言论。并专门找到养病的陈云和邓小平谈及中央副主席的人选,明确说周恩来不行,总理也要换人,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指的是陈云一个,高岗一个),陈云立刻给毛泽东打电话汇报此事,小平则把此事形成材料交给毛泽东,有当时的记录为证。毛泽东发现事态不受控制,表示震惊。于是开始对高饶定了调子,他说:“我现在感觉,北京城里有两个司令部:一个司令部就是我们这些人的,包括少奇、恩来、老总、陈云、小平等人在内的这个司令部刮阳风、烧阳火;第二个司令部呢,就是那么几个人组织的,就叫地下司令部,也刮一种风,烧一种火,叫刮阴风,烧阴火。这两个司令部现在是颐年堂门可罗雀,东交民巷车水马龙。我在北京,还没死,饶漱石有事不找我,找其他人,有事不请示中央,请示有的人,什么圈圈、摊摊的,什么自首叛变的,乱了阵脚,唯恐天下不乱,唯恐乱的不彻底,想乱中夺权,想浑水摸鱼。”(引自《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讲话摘要-(1951年-1955年)》第13页)虽然没有点高岗的名字,但是,大家都知道了是说他,形势急转直下,高饶开始走下坡路了。

随后毛泽东撇清与高饶之间的关系,南下杭州休假,针对高饶的批判开始了。1954年2月,中央召开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毛泽东并没有参加,刘少奇做了检讨的同时开始整顿旗鼓指责高饶了,高岗给毛泽东去信要求到杭州见面,毛泽东不同意并把高的信发给政治局。邓小平在会议上指出高饶有野心,少奇同志的天津讲话并不见得都是错的,左的东西要遏制。陈云重复了张国焘事件,暗指高岗就是分裂中央的阴谋家。周恩来则声色俱厉的说:“高岗同志至今没有对自己的错误有足够、清醒的认识,把主席的讲话,政治局的意见都当作耳边风,我认为他这样做只会越滑越远。”中央根据几位领导人的讲话整理之后请示毛泽东同意给高饶展开“同志式的帮助和批评”。1954年2月15日开始到25日截止,周恩来主持高岗问题座谈会,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饶漱石问题座谈会,会前中央书记处通知一律不称呼高岗、饶漱石为同志,展开彻底的帮教活动,要他们主动的认识错误。

在高岗问题座谈会期间,高岗每一次争辩都遭到更为猛烈的抨击,其中最让高岗倍感震惊的是来自林彪的反戈一击,林彪专门做了书面发言,自责自己上了贼船,上了高岗的当,说高岗是背着中央和毛主席进行分裂活动的党内大骗子。而在饶漱石座谈会上,陈毅做了长达七个小时的发言,历数饶漱石在各个历史时期的错误,谭震林、邓子恢、张云逸、张鼎丞、曾山、安子文、陈正人等都做了发言,陈正人也做了深刻的检查。饶漱石本人痛哭流涕,做了长达三千字的检讨,对刘少奇、陈毅、安子文、薄一波等人做了道歉。两个座谈会后,报请毛泽东,毛泽东做了结论:“究竟是政出一门,还是政出多门?从上面这许多事看来,他们是有一个反党联盟的,不是两个互不相关的独立王国和单干户。”就此给这件事上纲为“高饶反党联盟”。

1954年8月17日高岗自杀身亡,至于毛泽东对高岗如何发落,后来文革中江青和陈伯达的对话倒是很能说明问题,陈伯达因为不堪江青的颐指气使,曾经表示要学拉发格(马克思的女婿,以自杀闻名国际共运史),江青知道后,大骂陈伯达说:“你要自杀,你就去给我死去,你今天死,我明天就开除你的党籍,当年高岗就是以死要挟党中央、要挟毛主席,结果呢?主席怕了吗?你陈伯达不是主席的好战士,你远学拉法格、近学高岗,你去死吧。”(引自《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1977年《红旗》杂志社编辑内部刊行本,第55页)可见,毛泽东并不在意高岗的取舍了,毛泽东平生最忌属下的要挟,高岗以死相要,自然会落个死非其道的下场,而他即使活着想来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1955年中央召开全会代表会议,毛泽东做了重要讲话,大谈高饶反党联盟,高饶都被永远开除党籍,饶漱石本人在1975年文革中病死。(资料引用自温相《毛泽东权术面面观》)

高饶虽然垮台,但是,毛泽东把高饶事件继续作为手中的王牌,时不时的就祭起它来。在毛看来,高饶事件等于毛泽东救了刘少奇一次,至少是第二次树立了刘少奇的威望。毛泽东以高饶一事紧紧地把刘少奇及其系统控制于鼓掌之间,并多次以此案例恫吓其他干部,对高官将领几乎一网打尽,毛泽东用若即若离的权术手段,牢牢地把握着最高领导权。然而,他一生也从来没有安稳过,因为他让身边的人不安稳,身边的人也不会让他安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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