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苏:从曾国藩到马克思–漫谈晚清外交家容闳的社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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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面的一篇文章里,曾经提到清末著名外交家容闳到秘鲁调查维护华工权益的事情。


耶鲁大学毕业时的容闳

容闳,广东香山县南屏村人,是第一代毕业于耶鲁大学的中国人,获耶鲁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后入曾国藩幕府,帮助其购买机器,积极推动洋务运动。他曾长期居留美洲,任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三国副大臣,并负责留美幼童事务,是中国留学生事业的先驱。但是,他也屡次接触清末的“反政府力量”,包括太平天国的天王洪秀全,后来的大总统孙中山,自立军组织者唐才常等,以致遭到通缉。

在今天保留下来的历史记载中,还显示容闳有相当出色的武术功底,曾在和一名苏格兰水手的交手中让对方大吃苦头。这位出色的早期外交官员,实在可说是清末一位传奇人物。


容闳的妻子玛丽

作中国的官,住在美国,作曾剃头的幕宾,去洪秀全处拜访,拿大清的俸禄,与“乱党”相交莫逆,这位肆无忌惮的容闳,交往的尽是李鸿章,曾国藩,洪秀全,孙中山,唐才常,康有为,梁启超这些世之枭雄,社会关系可算复杂。有趣的是,假如去看容闳一生中直接间接有联系的人物,几乎可以把半个世界的热闹事情连接起来,从某个角度说,容闳可能得算是清末“全球社会关系复杂”的第一人。

既称全球,容闳跟哪些外国人有关系呢?

那可就多了,比如日本现代教育的奠基人,第一任文部大臣森有礼,是他在美国留学时候的同学和好友,在1909年就预测到日本可能从海上袭击美国(偷袭珍珠港)的美国军事天才荷马李,是他的知交。


巴夏礼

看过《火烧圆明园》电影的人很可能都会记得这个和僧格林沁亲王摔跤被打得一败涂地的傲慢英国外交官。历史上的巴夏礼当时是英国驻广州领事,以骄横傲慢著称。他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表现活跃,曾参与对广州的进攻,亲自率兵俘虏了清朝两广总督叶名琛并一度实际管理广州城。他并没有和僧格林沁进行过电影中的决斗,但的确在通州谈判过程中被清军扣留。这次扣留应该是有预谋的,清方谈判大员载垣有奏折说:“该夷巴夏礼能善用兵,各夷均听其指使,现已就擒,该夷兵心必乱,乘此剿办,谅可必操胜算”。其实,巴夏礼属于外交人员,在军事方面并不是多重要的人物,扣留他这样的谈判使节并施加酷刑,对于英法联军的进攻并没有什么影响,只是让巴夏礼变得非常有名而已。此后,他对清朝怀恨在心,在战争结束后一度联系太平天国,试图推动其与英国结盟,攻灭清王朝。这一计划由于太平天国方面拒绝与英国“平分天下”而失败。1883年,巴夏礼担当驻华公使。

这个巴夏礼和容闳有关系吗?从历史资料来看,两人虽然同岁,而且都是外交家,但似乎没有见面的机会。但是,容闳早年曾在澳门学习,就读于马礼逊纪念学校,它的校长玛丽女士,正是巴夏礼的表姐。而据日本资料记载,容闳同桌的,则是巴夏礼的姐姐!在马礼逊学校这段经历对于容闳来说十分重要,奠定了他的英文基础,并且使其拥有了睁眼看世界的初衷。

和巴夏礼是如此关系,一不留神可能有人会把容闳排到买办里面去,但……这个容闳绝不是这样简单的,仔细算起来,他和马克思也有点儿间接的关系呢。

容闳的启蒙老师叫作玛丽,妻子也叫做玛丽,有的朋友或许会因此感到头晕。其实,玛丽在英语世界是一个经常会被使用的名字,如同中国人里面叫做秀兰或者小花一样。她们当然不是一个人。

毕业于耶鲁,朝廷五品官,容闳学贯中西,一表人才,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堪称钻石王老五,但他一直到四十七岁才真正成婚,实在有些太晚。一般记载说这是因为容闳专注于事业,呕心沥血,顾不上个人生活。这多少有点儿把大清朝的容闳先生当成布尔什维克了。其实容闳并不是那种清教徒式的人物,他曾多次说过“愿得美妇以为室”,并每每为不得其人而怅惘。

容闳这个条件还找不到媳妇吗?那对我们这些普通男人来说岂不是打击太大?


从耶鲁毕业的时候,容闳早已剪去辫子,但此后又穿起了长袍马褂。理由,我想第一是他试图在西方世界中仍然保留自己的文化独立,第二,也是要给国内的人看,免得人家把他当成假洋鬼子。不管怎样,这对他在美国寻找伴侣都不见得是加分的因素

其实不是找不到,而是容闳挑得太厉害,据说曾国藩的幕府同僚曾经为他物色了一个扬州瘦马,可说是当时女子中的佼佼者。然而,容闳最终也没能接受。今天看来,他的条件十分古怪 — 想找一个温良贤淑的美国大脚媳妇。原来,当时中国大家闺秀多缠足,容闳对此非常反感,满族的女子倒是不缠足,但皇上又明令满汉不通婚…… 可是,在美国想找一个愿意嫁给清朝人的女性,而且还要温良贤淑,也实在不那么容易 –无论何时何地都难免有女性会青睐个性男生,但这种女性多半亦是野蛮女友。一来二去,容闳就给耽误了。

也许,漫长的等待只是为了更美好结局的到来 — 1874年,四十六岁的容闳 – 一个当时可以在中国作爷爷的年龄,在一名牧师的家中偶然邂逅了一个二十二岁的美国家庭女教师玛丽.凯洛尔。玛丽的美貌和聪慧,容闳的学识和风度,形成了相互吸引的力量。那名作为主人的杜吉尔牧师注意到“两人的眼睛如磁石般相互吸引”,于是决心从中撮合。结果十分美满,第二年,玛丽小姐嫁给了比自己年龄大一倍还多的中国人容闳,并且把自己的姓改成了“Yung” – 这是当时“容”在美国的拼写方法。

尽管不免有文化的鸿沟,两人的年龄也相差甚大 – 这种差别就是今天恐怕也要上报纸的 — 但这段婚姻的幸福是无法抹煞的。玛丽为容闳生了两个儿子,其中长子被起名为Morrison Brown Yung(中文名容谨彤,后奉父命回国效力,病逝于天津),其中,Morrison是容闳的启蒙学校马礼逊纪念学校的名称,Brown是把容闳带到美国的教育家勃朗(Rev. Samuel Robbins Brown)牧师的姓。

唯一遗憾的是玛丽在婚后第十一年不幸病逝,容闳伤痛之下,终身未再娶,甚至很少走进原来和玛丽共同居住的庭院。

用中国相术说法,或许是容闳过于命硬,玛丽这个大脚姑娘也无法浮起这条大船来。

这是第一个玛丽的故事,而第二个玛丽,便是前面提到容闳的启蒙教师,澳门马礼逊纪念学校的玛丽.温斯塔尔。

容闳对这位玛丽夫人颇有记忆,他在自传中说,“时才七龄,当时情形,深印脑中”。马礼逊纪念学校原是女学,后来才开始招男生,所以女生宿舍条件较好。容闳年纪小,玛丽夫人“乃命居女院中,不与男童杂处”,但是,在学校中男生可到外面去玩,容闳却只能与女生“禁锢于三层楼上,惟以露台为游戏场”,不免萌发“逃出藩笼,还我自由”之念,也真的曾经“雇定盖篷小船,乘间脱逃” --不止他一个人跑,还约了六个女生一起跑(“得同志六人”)。结果被抓回来,容闳是唯一受罚的,站在桌子上头戴尖顶纸帽罚站,胸前被挂上一个牌子,上面写着“逃徒”二字。虽然惩罚严厉,但容闳并没有怨恨,后来评价 — “这个郭夫人,真会恶作剧。”

玛丽.温斯塔尔中文名温施娣,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巴夏礼的表姐,她原是伦敦女性教育院的一名教师,1834年在马六甲英华学校读书期间与传教士郭实腊(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相恋成婚,此后到澳门教书,容闳就是在那里和她相识的。鸦片战争前夕,中国方面驱逐在澳门的英国人,郭实腊夫妇也在被驱逐之列,被迫迁往香港,但玛丽仍委托在澳门的美国教师勃朗照顾容闳,正是这位牧师后来将容闳带到美国,才有了这位“清朝第一名留美学生”此后的种种传奇。


英华学校,玛丽.温斯塔尔曾经供职于此

郭实腊是一个无论在东方世界还是西方世界都评价复杂,毁誉参半的奇特人物。1849年,由于自己的所为在英国引发巨大争议,郭实腊从中国启程回欧洲,试图为自己辩护,途中,玛丽.温斯塔尔病逝于新加坡。

这是第二个玛丽的故事。

还有第三个玛丽 –玛丽.温斯塔尔是郭实腊的第二个妻子,很少有人知道,郭实腊的第一个妻子也叫玛丽,她是从伦敦传道会到东方传教的修女,原名Mary(Maria) Newell,中文名纽惠露。两人在1829年成婚,但1831年这位夫人因为难产身亡。

其实,还有第四个玛丽的故事……


宁波路隆庆里,根据上海市志记载,1872年,这里开设了沪上第一所国人创建的西医院 – 体仁医院,又名居茨拉夫眼科医院(Gutzlaff Eye Hospital)。

奇怪,一所中国人开办的医院,为何起了个外国名字呢?

让我们先回到此前提到的玛丽身上。玛丽的名字叫Mary Gutzlaff – 尽管使用这个名字,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女孩儿,关于她的身世,只在容闳的文字中模糊地记载了一笔。

1847年,容闳等三人前往美国留学,但是他提到前往国外留学的中国人中,还有更早的。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记载:“其后此塾因故停办,予等遂亦星散。古夫人携盲女三人赴美,此三女乃经予教以凸字读书之法。及予辍教时,彼等已自能诵习《圣经》及《天路历程》二书矣。”

其中的古夫人,指的便是他的启蒙老师玛丽. 温斯塔尔,她曾经多次安排女盲童前往欧美学习。玛丽就是她送往伦敦的第一个中国女盲童 – 不知道出于什么目的,古夫人不但让这个孩子使用了自己夫家的姓,也使用了和自己相同的名字。

按照记载,玛丽是在澳门被发现并为古夫人所收留,同时被收留的还有另一名女孩儿,被起名叫做劳拉。玛丽和劳拉都不是先天的盲人,而是被成人恶意弄瞎了眼睛,以便让她们乞讨来获得收入。玛丽的身世不明,劳拉还记得自己看到过的最后画面 – 在父亲出门的时候,恶毒的继母在她的极力挣扎下刺瞎了她的双眼……

实际上,在中国工作期间,古夫人曾经收留过甚多盲童,特别是女盲童,并把其中的一些送往英国(有记录还有一些被送到美国)学习。所有这些女童,都是被恶人所伤害,成为他们乞讨工具的流浪儿。被收留后,她们都使用了古夫人的夫姓 – 居茨拉夫(Gutzlaff)。在收留这些孩子的过程中,古夫人发现,由于语言和年龄的原因,她身边的传教士对这些盲童很难提供有效的帮助。于是,她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 尝试让一名九岁的中国学生负责照顾几名女童。孩子们之间总是好相处,这个中国学生颇为聪明,他不但能够很好地照顾女童们的生活,并教会她们怎样用触摸的方式认识盲文。

这个九岁的孩子,就是容闳。所以,他记录下女盲童们的事情,一点也不奇怪。

当时的中国盲人社会地位极为低下,也几乎没有针对他们的教育和服务。因为这一点,古夫人被称作中国早期盲人教育的先驱,应该说,容闳也是。

不过,容闳应该并没有见过玛丽。根据记录,他辅导的三名女盲童分别是劳拉(Laura),露西(Lucy)和杰西(Jessie)。此前,古夫人曾经请当时在中国的眼科名医伯驾等对玛丽进行治疗,但无法使其复明。从古夫人留下的信件来看,1839年的时候玛丽已经被她送到英国,试图让其接受更近代化的盲人教育,并期待她以后能成为一名教师。

古夫人对这些女盲童的教育和帮助,或有双重目的。首先,她很明显是想把她们培养成将来在中国传教的女教士,以帮助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这也是那一代传教士常被称作文化侵略者的原因;然而,另一方面,从她给友人的信件,又可以看到这件事的另外一面。对于让这些女盲童接受教育的理由,她写道:“to convince the Chinese, that those who are deprived of sight, are not mere excrescences on the face of society, but that they can be taught, can in most cases support themselves, and can be useful and happy”– 翻译过来,应该是这样的 – “(以此)来让中国人认识到,那些不幸丧失了视力的人,并不是社会的寄生者,他们可以受教育,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自立,可以对社会有用,并且 – 快乐”。

第一批被送到英国伦敦的两名女盲童是玛丽和劳拉,第二批是另外两个女孩子阿格尼丝和露西。另一名容闳教过的女孩儿杰西与另外两名新收留的女童一起,被古夫人送到了美国,并在那里接受师范教育。

似乎,我是要写一个传教士怎样救助女童的故事吧。

不,如果是这样,那我的故事会用另一种写法。

要写的是玛丽吗?

玛丽去世得很早,她在到达伦敦两年后,于1842年就不幸夭折,时年可能还不到进入小学的年龄。

那么,这个故事,不是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了吗?

是的,玛丽的故事结束了,但是,这只是另一个故事的开始。

在上海市的市志中,记载了这样一段事情 – “体仁医院 系国人在沪创办的第一家西医院。设在宁波路隆庆里东首(今山西南路口)。广东某富商之盲女(姓名无考)临终遗言,愿献全部遗产创建医院,专治目疾。家人依嘱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建成体仁医院,聘英籍医生詹美生主持诊务。数年后增设内。外各科,并置病床65张,对贫苦病人住院、医疗、膳宿全部免费。当时《申报》曾对该院作过“体仁之道,名不虚传”赞誉。“

这个“广东某富商之盲女”,究竟是谁呢?她为什么没有留下自己的姓名?她的家人,今天又在哪里?

带着这一串问题寻找答案,一个奇特的想法忽然浮现出来 – 这所医院被命名为居茨拉夫眼科医院,而古夫人的丈夫,德国传教士郭实腊,其本来的姓,正是居茨拉夫!这所眼科医院,是为了纪念他而创建的吗?

答案是否定的,根据体仁医院的历史记载,这所医院是用其创立者,也就是那名盲女的名字命名的。

一个中国人,为什么却有一个外国姓氏呢?

1853年,一个叫做南丁格尔的英国女子成为了世界第一个真正的女护士,从此,有了“提灯天使”的传说。两年以后,一个叫做阿格尼丝的中国盲女,无声地返回她的故国,去帮助和她同样不能看到光明的人。

当我们根据居茨拉夫的名字继续追踪,一个几乎从未被世人注意过的名字,慢慢地出现在了我的视野中,那就是 — 阿格尼丝.居茨拉夫(Agnes Gutzlaff’) — 一个用外国名字的中国盲女。


我们甚至找到了她的画像,和她的名字一样朴实无华 — 在一百多年里,几乎没有人知道她的存在,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

不错,她正是被古夫人送到伦敦学习的那些盲女中的那一个阿格尼丝 – 所有这些盲女的姓都是居茨拉夫。阿格尼丝身世不详,是古夫人在广州收留的盲女之一,当时她正在街上乞讨。阿格尼丝被古夫人起名并携到伦敦,于1842年1月3日进入伦敦盲人学校学习,时年七岁。这个叫阿格尼丝的盲女在中方资料中几乎找不到痕迹,她的一生没有留下中文名字,所以,在官方资料中成了“姓名不详”。

在英国教会的记录中,这是一个十分聪明的女孩儿,仅仅学习了不到三个月,在1842年3月29日的一个晚餐会上,她和另一名中国盲女童露西已经能够抚着盲文念书了,这一幕让在座的嘉宾们颇受感动。

记载中显示阿格尼丝颇为羞怯,以至于读盲文念书的时候声音很低,只有离她最近的人们,才能听到她在说什么。盲文学校的老师将她和另一名中国女盲童劳拉分为一组,希望她们不要忘记自己国家的语言。最初,她们的确用中文交谈,但随着时光的流逝,教师们遗憾地发现,阿格尼丝和劳拉渐渐自动改为用英文交流,中文成了她们眼中的某种外语。

实际上这些盲女中的大多数都逐渐欧美化,比如劳拉,后来一直留在英国埃克塞特郡,以她的善良帮助那里的盲人。她们中也有些人对故国十分关心,比如容闳照顾过的杰西(被古夫人带到美国),在1915年去世时,用自己的遗产在上海设立了一个奖学金。

然而,她们毕竟离那个苦难深重的国度已经远了,那个让她们失去光明的地方,或许当是不堪回首。

直到1855年,一个小小的告别会,才重新提醒我们这些女孩子的存在。那是阿格尼丝的告别会,她告别了伦敦的老师和朋友,接受了一个在厦门教会盲人救济所的职位,决定回到那个遥远的国家。英文文献记载她当时热切地希望回到中国,去帮助那些和她一样不能看见光明的人们。

阿格尼丝只是一个普通的修女,而且双目失明,在教会中自然缺少重视。这个厦门的职位,年薪只有十英镑,几乎无法满足她在中国的生活需要。当时在中国传教的教士戴德生都曾专门给伦敦的朋友写信,抱怨对阿格尼丝的不公,并很担心她能不能在中国生活下去。

其实,她已经创下了一连串记录 – 在从英国来的传教士中,她是当时唯一的盲人;同时,她也是中国当时第一个可以为盲人教授盲文的女教师。

然而,在教会眼里,阿格尼丝终究是无足轻重的。所以,她此后的行踪,我们不再能找到正式的报告,甚至,她是在什么时候离开这个世界的,也无人知晓。只是一些接近过她的教会人士不时在文章中提到这个小女子,才能够让我们知道她到达中国后作了什么,有怎样的命运 – 那是一个十九岁的盲姑娘的努力,在晚清中国那个混乱和昏暗的时代。

当我从这些只言片语中寻找阿格尼丝,我知道自己找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世界。当南丁格尔为伤员们点亮象征希望的提灯时,阿格尼丝也在为那些素不相识的人们点亮着心中的灯 — 这盏寻找光明的灯,阿格尼丝点了二十年,燃烧的,或许只是她自己的身躯。

1855年,阿格尼丝和一家姓琼斯的传教士一起成行,到达广州时已经路费用尽,传教士琼斯的全家都生了病,一个儿子病死,传教士的妻子怀了孕。在他们有所踌躇的时候,阿格尼丝仍然坚持继续她的旅程。她的目的地有所改变,从最初的厦门改到宁波,那里,被宁波人称为“马利姑娘”的女传教士阿尔德赛女士建立了中国第一所正式的女子学校(即后来的崇德女校和甬江女中前身),1852年,该校学生已达四十人,她正极端缺乏帮助自己的助手。


中国画 — 阿尔德赛女士在宁波开设的女子学堂

阿尔德赛接受阿格尼丝的到来,很重要的原因是她和收养阿格尼丝的古夫人本是好友,两人都出自英国东方女子教育会,也许,她的本意是带有一点怜悯的收留。然而,很快她就发现,和阿格尼丝一起工作是一件十分愉快的事情,她是一个十分“有用”的人。

在宁波期间,阿格尼丝经常陪着阿尔德赛女士到乡村去。乡人们对于金发碧眼的阿尔德赛远不如对于和自己形貌接近的阿格尼丝更加接近。作为一名双目失明的人,阿格尼丝很容易获得乡人的同情,而当她平静地展示用盲文读书和弹奏乐器的时候,她开始赢得敬佩。更多的人因为阿格尼丝相信她们的学校会给女孩子们带来有益的教育,而愿意把孩子托付给她们。阿格尼丝还是一名很好的音乐和美术老师,她的钢琴弹得非常好,甚至可以依靠这一技艺维持生活。她还用可以凸出在画面上的油彩教习学生怎样作画,并通过触摸确认学生们的线条是否流畅而优美。阿格尼丝的勤奋和聪慧,完全弥补了眼睛看不见的困难。由于长期生活在英国,阿格尼丝的中文是慢慢恢复的,但她的聪颖使她很快解决了这个问题,1859年,她的中文已经非常好,阿尔德赛女士在给友人的信中这样评价她 – “You will be pleased to hear that Agnes (whom I love very much), being now able to speak the colloquial, is making herself very useful in a School of Industry for the Blind……. She spends the whole of every morning there, teachig by word of mouth, and in some cases by the raised character, hoping that sooner or later, the seed sown may take root.”翻译过来,这段话应该是这样的 – “你一定会为这个消息感到愉快 – 阿格尼丝(我非常非常喜爱她)现在已经可以流畅地讲(中文),并因此是她在盲人工业学校中变得极有价值……她每天花整个上午在那里,有时用口授,有时用盲文来教学,希望洒下的这颗种子终究能成大器。”

“盲人工业学校”?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国会有一个盲人工业学校吗?

在祈祷词中有这样的一段话 — 在满是黑暗的地方,我要播下光明的种子。


几乎所有天使的画像上,都有一双明亮的眼睛,难道人们不知道,有的天使从来就不曾见过光明?

若有机会为阿格尼丝塑像,我想我会选择一个燃烧的天使–燃烧自己照亮黑暗的世界,哪怕仅仅一角。

盲人工业学校?

是的,确切地说是一个盲人学习技能的工厂。阿格尼丝并没有忘记自己回中国的初衷。在到达宁波的沿途,她已经收容了三名盲女童,到达阿尔德赛女士的学校后,便以这三个盲姑娘为自己的第一批学生,开始教授她们使用盲文。阿尔德赛记述阿格尼丝还经常走两个小时的路,去教一个住在乡下的失明女子学习盲文。传教士傅步兰( George B. Fryer) 如是记录:“1840 年教士某得瞽女六人,遣二人至美国,四人至英,受适当之教育,其至英国者,有一人返国,充宁波瞽人院院长。”这说的就是阿格尼丝,只是,所谓的瞽人院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救济机构。这个小小的队伍不断扩大,在阿尔德赛女士的支持下,一个专为盲人建立的“工业学校”被开办了起来。

阿格尼丝给在英国友人的一封信保留了下来,她写道:“我非常渴望给你写信,并让你知道上帝给我打开了怎样一扇门,使我在自己的国家能如此有用。阿尔德赛女士在这里建了一个使用盲人的工厂,并用自己的钱给他们发工资。盲人们每天早上九点来,晚上九点离去。他们在这里编制席子,草鞋,袜子,以及花样不同的项链。现在,我们已经有十一个工人了。我每天早上九点都去那里,教他们读书和传播上帝的福音……在下午,我在教室里教授四名女孩子。”(I have been longing to write and let you know of the sphere of usefulness God has opened for me in mine own country. Miss Aldersey has a working institution in which she employs the blind at her own expense; they come every day from nine to five. They make mats, straw shoes, stockings, and a kind of string. We have at present eleven workers in the Institution. I go every morning at nine. I teach them reading, and speak of the only living and true God…… In the afternoon, I teach four girls in the house.)

看起来,虽然宁波的日子繁忙紧张,阿格尼丝却干得充满快乐。在几年以后,已经年迈的阿尔德赛女士决定返回故乡,并放心地将在宁波的盲人教育工作留给了阿格尼丝。不幸的是她未能回到家乡,就于1860年病逝途中。

作为一名修女,“马利姑娘”阿尔德赛在宁波的日子自然以传教为本职工作。但是,从她留下的笔记来看,似乎阿尔德赛经常处在教育孩子和传播教义的矛盾中,因为中国传统社会的父母通常在看到孩子有可能入教的时候会把她们带走,而阿尔德赛为此也多次让步 – 她认为这些女孩子多学习一些东西,无疑有益于她们的未来人生。我们无从知道她的心中,是把自己看作教士更多,还是教师更多,但我们看到的情况是“马利姑娘”终生未婚,她把几十年的时光留在了中国,并大大地推进了中国女性教育的发展。

失去了这样一位呵护的长者,相信很多人对阿格尼丝的工作不太看好。她的消息越发稀少了,直到1861年美国传教士蓝绥德(William Russell)再次访问宁波的时候,才在信中提到阿格尼丝仍在那里执教,还促成了相当的发展。她不但坚持运作着盲人工业学校,还利用自己的音乐天才教那些盲童们唱歌,于是,宁波的教堂里多了一个异乎寻常的歌唱班。


中国早期盲人工厂

尽管蓝绥德等人曾慷慨资助,但大多数维持费用,是阿格尼丝带着盲人们用自己的产品获得的。

伦敦的一家杂志对此进行了报道,但好景不长,1862年,太平军在宁波周围的战斗将蓝绥德等人驱逐出去,阿格尼丝也不得不随之离去。她被记载后来到了上海,并得到其他人的支持,在那里开办了又一所盲人学校。

以后,关于阿格尼丝的信息断断续续。只有在其他传教士的信中,描述她一直在为底层的人服务。1921年,哈佛大学的学报中引用了一段当时的信件,提到这位失明的中国女子子阿上海的生活,说她一直住在穷人居住的地方,依靠给有钱阶层的人教授钢琴和英语为生,并努力服务于穷人,无论是盲人还是明眼人。

没有人知道她是什么时候去世的,推测是1871年,因为这一年,根据阿格尼丝的遗嘱,她留下的财产被捐赠出来,在上海建立了一所专门治疗眼疾的医院。这所医院的中文名字叫做体仁医院,西文名字被称作居茨拉夫医院,以纪念它的创立者阿格尼丝.居茨拉夫 – 一个只有外国名字的中国女子。

体仁医院在1882年并入刚刚成立的同仁医院,是今天同仁医院的前身之一。

英国历史学者米尔斯于考察十九世纪盲人教育先驱时曾这样描述阿格尼丝 –
As a role model Agnes was unique – a blind young woman living independently and mostly paying her way by using the skills her education had provided.

Worked hard, lived sparingly, and saved money, and at her death her property was left to found a hospital called by her name.”

阿格尼丝是一个独特的道德楷模 – 一个盲眼的年轻女子,依靠自己从教育中获得的技能独立地生活并走出了她自己的路。

努力地工作,朴实地生活,存了钱,并在她离世的时候留下这笔钱去建立一座用她名字命名的医院。

从乞讨的盲女到留学异国,又几乎仅仅带着两只手回到了自己的国家,靠自己的努力以接近二十年的时光帮助那些和自己一样不幸的人们。最后,这个一生没有见过光明的女子,用自己的积蓄建起了一座为人带来光明的医院。在异国,没有人记忆这个孤独的中国盲女,更不会有人为她封圣,在中国,她帮助的都是贫穷无依的人,故此没有人为她写下回忆录或召开纪念大会。阿格尼丝无声地来,悄然地去,如果不是萨好事地翻动故纸,也许我们将永远不知道世界上曾经拥有这样一位看不到光明的天使。

我不知道是否述说清了阿格尼丝给我的感动,直到看见下面的一行字 –

“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顾城以一种非常七十年代的悲剧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他的这两句诗,我想应该永存。如果时空错位,这更像是写给阿格尼丝的。

容闳能够和马克思拉上关系,中间的桥梁是他启蒙老师古夫人的丈夫郭实腊。实际上,是他和古夫人共同收留了容闳在马礼逊纪念学校学习。


东方打扮的郭实腊

郭实腊,本名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翻译成中文应该是卡尔.弗雷德里克.奥古斯都.居拉茨夫,被称为郭实腊是因为他为了传教曾把自己过继给一名姓郭的福建人,他的签名也是“郭实腊”,但一般大家更多地把他叫做郭士立。梁赞诺夫(David Riazanov)在《马克思谈中国》中提到马克思曾与郭实腊进行过“有趣的交流”。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也曾专门提到郭实腊的事情,也是关于中国不多的评述之一 –只是,马克思的文章被翻译回来的时候,郭士立被译成了“居茨拉夫”,于是人们不明白马克思说的就是这个传教士。

这段文字见于马克思恩格斯1850年合写的《国际述评》第一部分,内容如下 – “最后,再谈一谈有名的德国传教士居茨拉夫从中国回来后宣传的一件值得注意的新奇事情……这个国家据说已经接近灭亡,甚至面临暴力革命的威胁,但是,更糟糕的是,在造反的平民当中有人指出了一部分人贫穷和另一部分人富有的现象,要求重新分配财产,过去和现在一直要求完全消灭私有制。当居茨拉夫先生离开20年之后又回到文明人和欧洲人中间来的时候,他听到人们在谈论社会主义,于是问道:这是什么意思?别人向他解释以后,他便惊叫起来:“这么说来,我岂不到哪儿也躲不开这个害人的学说了吗?这正是中国许多庶民近来所宣传的那一套啊!”

马克思试图用这段话说明社会主义或者准社会主义的种子正在到处发芽,连远在东方的中国也不例外,他对中国的了解证实来自这位居茨拉夫或者郭实腊。

与潜心于教育的古夫人不同,她丈夫郭实腊是一个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毁誉参半的人物。

东方人对他的誉在于他对积极促进了中西方交流,比如,《红楼梦》是他介绍到西方的,西方的经济学是他介绍到中国来的。他也也作了不少好事,比如在中国推进医疗和教育事业;而对他的“毁”则也是很有道理的 — 郭实腊在鸦片战争中为英军担任过翻译和所谓“定海知府”,甚至,那个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 《南京条约》也是他起草的。他还曾为鸦片贩子做过关于中国情况的收费咨询,参与鸦片贸易 — 有两个英国人每年给容闳他们那个在马礼逊纪念学校就读的男生班捐15个英镑作为资助,他们中的一个就是大鸦片贩子颠地。


自己学习的时候用了鸦片贩子的钱?容闳估计有躺着也中枪的感觉

在西方呢?也是骂他的和赞他的一样一半。赞他,因为他大大促进了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的宗教老师罗孝全出自他的门下;骂他呢,因为他为了尽快传播这个宗教,对其进行了大量本土化的改造,收纳的传教人员中也不乏滥竽充数的。这里面的妥协有时难免太大,而传一个半吊子的基督教到中国去,是很多正宗的教士们所不能接受的,于是郭实腊被视为一个离经叛道者。马克思提到郭实腊返回欧洲,正是他遭到攻击被迫返回西方述职的时候。

这样一种间接的关系未免太遥远,还有一种说法是容闳和马克思的弟弟相交甚笃。

虽然在耶鲁学习期间容闳获得了相当高的荣誉(后来他被选入耶鲁名人堂,画像和克林顿挂在一起 – 这个一百多年后的社会关系,我们就不提了),但是,作为美国知识界为数极少的华人,他也不免压力和寂寞。和今天上网一样,容闳也有类似的排解方法,于是,便开始交了一些笔友,经常书信往来。这些笔友中,便有一个姓马的。


有没有看出这位老马和马克思长得相似?

这位姓马的美国人与容闳交往很深,彼此无话不谈,后来成为很好的朋友。当容闳开始进行留美幼童计划的时候,老马给了容闳很多帮助。他在自己的文章中写道:“1884年年初,也许是1883年年末,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曾经请格兰特将军和容闳一起来……以便向他介绍容”(“Early in 1884, or late in 1883, if my memory serves me, I called on General Grant with Yung Wing…… to introduce Wing”)

格兰特将军,就是美国南北战争的英雄,曾两任美国总统的尤利西斯.格兰特将军,他后来也成为容闳的友人和坚定的支持者。容闳曾经努力促进前面提到的留美幼童计划,并将其定位终生最重要的事业,这项计划促成了数百名中国幼童到美国接受近代化教育并回国效力,可惜由于清政府的短视和不能为保守官员所容,这支大清时代的“健力宝足球队”在尚未完成学业的时候,就被清政府蛮横地全部召回,没能发挥最佳作用。在这项事业遭到清廷保守势力大力攻击的时候,格兰特将军和老马都曾经给清政府写信,要求李鸿章支持容闳的留学生培训计划,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使这项事业尽可能地延展了自己的生命。容闳的这些学生,后来成为中国近代化发展中非常重要的一批人。

随手就能请来一个美国总统,这位美国老马的地位不可谓不高,实际上容闳这位朋友不但地位高,名气更大,他写下的《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汤姆•索亚历险记》,《百万英镑》等,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作品……

没错,这个美国老马,就是我们熟悉的美国作家马克吐温

容闳和马克吐温的友谊是深切的。后来,两人甚至都搬到了康涅狄格州的避难山下居住,今天,去看望容闳的故居,也很容易在旁边找到马克吐温的房子,所谓一辈子的朋友,大体就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马克吐温和马克斯是什么关系,如果没弄错,这个家伙本名叫塞缪尔,马克吐温似乎只是笔名。

不过,的确有过“马克吐温是马克思的弟弟”这样的笑话。据说,这是台湾戒严期间的事情,当时马克吐温的书也在被禁之列,而原因呢,据说是怀疑他跟马克思是兄弟俩。至于这样想的理由吗,名字相近可能有关系,那同样的一脸大胡子,闹不好也会引发什么联想。

面对这种想象力,也只有佩服二字了。

容闳和马克思的所谓关系,不过是半个玩笑而已。而他和另外一些人的关系,却是真实而值得述说的。特别是当我看到一幅孩子笔下的航船时,这种述说,就从值得变成必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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