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君立:韩国民主进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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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司马迁《史记》记载,武王伐商,纣王的兄弟箕子流亡朝鲜半岛,建立了“箕子朝鲜”,并在后来得到周朝的承认,而成为诸侯。这是韩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起源。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韩国与中国的历史渊源。西汉初年,燕王卢绾叛汉,其部将卫满率千余人进入朝鲜,并于公元前194年推翻了“箕子朝鲜”,建立“卫满朝鲜”。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实行军国主义扩张政策,灭“卫满朝鲜”,设立“汉四郡”。汉帝国崩溃,华夏浩劫,中原涂炭,流民四处逃亡。《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记载:“桓、灵之末,韩濊强盛,郡县不能制,民多流入韩国”,这是“韩国”的最早历史记录。

  从人种学来说,韩国人几乎是中华人的一个分支。与统治中国长达数个世纪的蒙古鞑靼和女真鞑靼相比,韩国(朝鲜)与中国具有更加相似的文化认同。或者说,当近代中国在野蛮民族暴力凌辱与奴役下已经日渐消磨时,人们从韩国身上却常常可以找见“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旧日中国。2005年,由韩国申报的“江陵端午祭”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确定为“人类传说及无形遗产著作”。这对“端午”起源地的中国而言,是颇为讽刺的。如果说中国文化诞生于春秋战国,成熟于两汉的话,那么韩国几乎保留了最多的汉文化,典型如“汉城”。这实在是令人感到惊奇的一件事。甚至可以说,作为韩国国旗的太极图案完全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极致典型。

  公元4世纪,朝鲜半岛进入三国时代。在这之后近两千年的时间里,金氏新罗、王氏高丽、李氏朝鲜先后统治朝鲜半岛。明朝初叶,高丽将军李成桂发动兵变,废黜高丽国王,自立为王,改国号为朝鲜,向明朝称臣,定都汉城(今首尔)。有明一代,朝鲜与中国关系密切,在“壬辰战争”中,中国助朝鲜抗击日本;在辽东战争中,朝鲜助中国抗击女真。1636年,朝鲜被女真征服,早中国8年。虽然朝鲜沦为女真清朝的藩属,但并没有剃发易服,依然保留了明朝的礼仪和服饰,甚至连崇祯年号也一直沿用了几百年。

  在壬辰战争300年之后,甲午战争终于圆了丰臣秀吉之梦,中国被赶出了“大韩帝国”。虽然伊藤博文被安重根刺杀,但并不能阻止日本对韩国的吞并,日本帝国的朝鲜总督府成为最高权力机构。朝鲜复国者在中国成立了临时政府,跟随中国政府一起逃到重庆。珍珠港之后,美国拯救了亚洲,日本人离开了中国和朝鲜。1945年8月15日,被日本统治了35年的朝鲜半岛获得解放。

  在一个书记官的建议下,美国和苏联以北纬38°为界,两国军队分别进驻朝鲜半岛。1947年9月,联合国大会以决议的形式提出朝鲜重建方案:在联合国的监管下,朝鲜半岛举行大选,以此建立一个统一的联合政府。但该决议遭到朝鲜北方军事控制者的拒绝。最终大选在南部进行,从制宪会议到宪法通过,1948年8月15日,大韩民国正式成立,李承晚被选为第一任总统。1948年9月9日,北方也宣布成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但联合国195号决议只承认大韩民国为朝鲜半岛的唯一合法政府。朝鲜半岛从此处于南北分裂状态。

  1950年6月25日,北朝悍然发兵攻入南韩,朝鲜战争爆发。联合国一致通过,以世界的名义反击侵略者。朝鲜人民军不仅被赶回三八线以北,甚至最后被压制到鸭绿江一带,苟延残喘。令世界错愕的是,被联合国拒之门外的北京政府突然出兵,向联合国军发起袭击。这场既不正义也不光彩的战争最终持续了整整3年,1953年7月27日板门店停战协议签署。在导致大量朝鲜人、中国人和其他各国人死亡之后,一切又都回到了从前,朝鲜还是朝鲜,韩国还是韩国。

  二

  从政治发展历程来说,现代韩国一直是民主与独裁统治的反复交替。第一共和国处于李承晚的独裁统治之下,直至1960年统治崩溃,民主的第二共和国建立,却在不久后被军队推翻。之后从第三到第五共和国,韩国都处于军政府的威权统治之下。1987年之后,第六共和国才开始逐渐建立起一个自由民主的政府。

  作为朝鲜李朝统治者的后代,李承晚精通汉语,深受儒家文化熏陶。与很多开国者一样,李承晚为反日复国苦心孤诣,奋斗一生,甚至落下终身残疾,等他入主青瓦台时已经年近古稀。但李承晚不是华盛顿,他有太强的权力嗜好,先后多次强行通过宪法修正案,将总统由间接选举改为直接选举,并规定总统任期不受限制,使他可以第三次竞选总统。李承晚当政期间,完全实行独裁统治,他以间谍罪处死了反对党党魁,修改国家安全法,加强政府对社会的控制与镇压。1960年4月19日,汉城学生示威者不顾政府戒严令举行大规模游行,史称“四月革命”。面对民众抗议,李承晚悍然派遣军队开枪屠杀示威者,导致30人死亡,100人受伤。这一血腥暴行导致李承晚于4月26日不得不黯然下台。在国内外一片唾骂声中,李承晚流亡美国夏威夷,90岁时死于该岛。

  四月革命后,韩国暂时实现了自由民主和开放。以张勉为首的民主党政府通过了特别法令,调查李承晚期间贪腐涉案的多达40000名嫌疑人,有2200名政府职员和4000名警员被整肃。对这些既得利益者的打击很快引发了权力集团的反抗。

  一年之后,朴正熙以军事政变登上政治舞台,对韩国实行军事独裁,解散议会,军人集团替代了平民官员掌权。一年后,朴正熙按照承诺将权力还给民主的平民政府。“还政于民”重新建立总统制的全民公投于1962年12月举行。1963年朴正熙以微弱优势当选总统。从1963年12月起,朴正熙连任5届总统,把持韩国政权达16年之久。他在很多统治手段上比起李承晚来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了维持独裁权力,残酷无情地镇压在野党和工人、学生运动。但民主的历史大势难以阻挡。1971年11月6日,深陷权力春药不能自拔的朴正熙宣布国家紧急状态,一年后实施戒严,解散国会,中止宪法,并通过了“维新宪法”。这一宪法不仅使朴正熙对国会有足够的控制权,并规定总统终身制。

  朴正熙虽然在政治上倒行逆施,但经济上采取依赖外资、外援、外债,进口原材料和技术、出口产品的方针,同时发起“新村运动”,使韩国经济全面腾飞,被称为“汉江奇迹”,因而跻身“亚洲四小龙”。在朴正熙统治的18年内,韩国国民收入总值增加了4倍,商品出口增加了50倍。但韩国人并没有因这个“经济奇迹”而允许朴正熙在政治上开历史倒车。无论是对一个国家而言,还是对一个政治家来说,经济永远不能完全替代政治,就如同富有并不代表幸福,更不代表文明。尽管韩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较快,但政治的民主和现代化严重滞后。独裁与专制使人民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权势集团肆无忌惮、草菅人命、贪污受贿,其政治之黑暗令世界为之侧目。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怎么得到的还要怎么失去。1974年,朴正熙在汉城国家剧场突遭枪击。朴虽幸免,但夫人当场毙命。1979年10月,朴正熙被韩国中央情报部部长金载圭击毙。不久,少将全斗焕发动“双十二政变”,夺取了总统宝座,他继续效仿朴正熙的作法,一方面实行经济促进政策,另一方面则继续推行反民主的独裁统治。在此期间,伴随着世界民主浪潮,韩国民众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愈演愈烈,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示威、罢工浪潮此起彼伏。其中以1980年5月的光州事件最为典型,数千人在这次事件中被杀或被捕。

  三

  大独裁者朴正熙死后,韩国一度出现了一个短暂的“汉城之春”。但全斗焕成为又一个朴正熙。金大中等民主人士发表了《促进民主化国民宣言》,要求民主的学生示威席卷全国。全斗焕政府发布戒严令,禁止集会游行。民众示威浪潮不仅没有消减,反而更加扩大。5月15日,约10万名大学生在汉城集会示威。5月17日,全斗焕宣布《紧急戒严令》,进一步扩大戒严范围至全国,禁止一切政治活动,关闭大学校园,禁止召开国会,禁止批评国家元首,还拘捕了金大中、金泳三等民主运动领袖和学生。

  为了保证戒严效果,由荷枪实弹军队和飞机组成戒严军包围封锁了光州市。17日,在光州民主运动大本营的全罗南道国立大学,戒严军向学生开枪,打死学生数人。被激怒的学生和市民高喊着“到道厅去”,聚集于全罗南道道厅前广场。人们不顾军人的枪击,到5月20日晚,已经有20万人在道厅集会示威。

  军队完全切断了光州与外界的联系,于21日凌晨,突然向示威人群开枪扫射,54人当场死亡。但鲜血并没有使光州人畏惧和退缩,多达30万的光州民众来到道厅,广场及周围的锦南街、忠壮路都挤得水泄不通。一个青年站在坦克上,挥舞着国旗,高呼“光州万岁”,市民围在一起高唱国歌,军队马上射杀了这位热血青年。

  市民彻底愤怒了,他们面对的并不是军队,而是一群屠夫,并不是韩国军队,而是一群叛国者。市民自发成立了“民众抗争本部”,开始进行有组织有系统的对抗。他们从警察局和军队那里抢夺了部分武器,组成市民军,与戒严武装展开了街垒战。市民军的反抗迫使戒严军一度撤回到郊外。与此同时,他们还成立了市民收拾对策委员会,与政府当局展开人道与政治谈判。在这些公民自治的组织过程中,每个人都感到一种现代公民的责任与义务,为了自己的后代拥有不受奴役和恐惧的权利。在组织救援、发动募捐、提供后勤保障活动中,每个市民都热心参与其中,为抗争人士提供食物及日常补给。不仅医生、护士全力抢救受伤者,甚至连娼妓都主动为伤者献血。为了突破政府的新闻封锁,市民自己编发了《民主市民会报》,向全国发布光州抗争消息,如实地揭露戒严军的暴行。

  5月23、24、25日连续三个晚上,数万市民在道厅广场召开“守护民主市民大会”,决心与军政府对抗到最后一刻。颇为讽刺的是,向来以支持民主自由自居的美国不仅没有支持韩国的民主运动。27日,美国国务院还发表了“不能坐视南韩的无秩序和混乱”声明,正式容许全斗焕军政府军事镇压抗争者。数千名军人开着坦克进入市区,尽管有市民卧路阻挡,但坦克仍然肆无忌惮地压过他们的身体进入城市。戒严军占领了道厅,枪杀了最后一批不肯撤出道厅主楼的20多名学生和市民。光州“518”运动以被残酷镇压而告终。

  据韩国官方报道,光州事件造成了191人死亡,122名重伤,730名轻伤。但民间认为实际死伤远远大于这个数字,可能达到数千人。光州518事件后,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韩国。但全斗焕的暴行并未吓倒韩国民众。仅6月半个月的时间里,韩国各地就爆发游行示威2145次,参加者达800多万人,不仅有在野党成员、工人、学生,也有宗教界人士,这就是“六月抗争”。西方媒体因此断言“南朝鲜是一座正在冒烟的火山”。

  “518”运动被残酷镇压后,摄于政治高压,韩国新闻媒体集体沉默。在不得不提到这个事件时,只轻描淡写说是“光州事件”或“光州暴乱”。“518”在光州乃至整个韩国国民心中留下了深重的创伤,光州事件是一个韩国民主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光州“518”运动敲响了韩国军人独裁统治的丧钟,加速了民主政治的到来。

  今天的光州城有许多地方以“518”命名:如“518”民主广场(就是全罗南道道厅门前的广场)、“518”纪念公园等。”518“公墓是1997年落成的,那时才得以将分葬在几处的烈士遗体归葬一处。每年的“518”这天,韩国总统都要来这里发表讲演,缅怀长眠此地的烈士们对韩国政治民主化的贡献。位于墓地中央的是“518”民众抗争追思塔。下面数百座坟墓的碑文上写着死难者的姓名、生卒年月。大多数是1960年前后出生的大学生,死时仅20岁上下。公墓内还有一座“遗影奉安所”,供着“518”事件中死难者的遗像灵位。更使人震撼的是公墓内还有一个资料馆,周而复始不停地播放着“518真相”的录像片,长达一个多小时。几乎是原汁原味地再现了那段血淋淋、惨不忍睹的历史。

  四

  在镇压了光州起义后,全斗焕进一步“净化社会”,用军事管制的“三清教育队”对4万多人进行“训化教育”,致使许多人死亡或变成终生残废。数以千计参与民主运动的市民遭到逮捕,并以“光州事件的幕后操纵者”的罪名判处金大中死刑。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大量新闻工作者和大学生因政治原因被开除。8月27日,全斗焕利用刺刀威逼一个由5000人组成的所谓“御选团”,使自己如愿以偿登上了总统宝座。

  全斗焕上台后,鸡犬升天,其亲属卖官鬻爵大发横财,一时之间打造了一个韩国最大的贪污贿赂集团。全斗焕的近亲和远亲在其执政期间,通过强买强卖,贪污索贿,敲诈勒索,盗卖国有资产,积累黑金难以数计;事后调查,裙带利益集团中贪赃枉法者达450人之多。

  全斗焕并没有使韩国民众屈服,他的倒行逆施只能引来越来越多韩国人的反对。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大大推进了民主化进程,1987年6月,百万人走上汉城街头要求改宪。全斗焕已经无法再求助于军队,曾经杀人如麻的军队已经无法下手,用血腥暴力压制民主运动已经超越了时代底线。在内外压力下,也为了改变自己的政治形象,韩国军政府被迫接受宪改方案,采用总统直接选举制,独裁统治在韩国彻底走向终结。

  卢泰愚出任总统后,韩国在经济和政治上均有进步。韩国人均国民收入超过6000美元,进入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在政治上,他打破了传统禁区,解除了各种有碍民主的禁令,公民有权自由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卢泰愚最重要的举措是退出民自党,并成立管理选举的中立内阁,这使民自党自动失去过去的执政地位。昔日的“民主斗士”金泳三因此得以在1992年总统选举中获胜,成为韩国现代史上第一位非军人总统。金泳三上台后,承诺为518运动死难者建立国家公墓。1997年,他签署“518”运动特殊法令,正式为“518”运动正名平反,为死难者家属支付赔偿金。

  镇压“518”事件的元凶——卢泰愚和全斗焕一起被送上了被世人称为“世纪审判”的被告席。经过近一年的立案调查,汉城高等法院分别对全斗焕和卢泰愚以内乱罪判处无期徒刑和17年有期徒刑。在1997年12月,两人被金泳三赦免出狱。理由是全、卢政权和平交接避免了流血。在过去半个世纪中,一部韩国史就是一部丑陋的宫廷史。没有一个宫廷斗争者获胜的强人可以落得善终,更不用说那些落败者。或者身败名裂,或者杀身之祸,没有规则的政治游戏不仅卑鄙肮脏,而且危险恐怖,国家与民众沦为一群玩命赌徒的筹码与玩具,根本不存在历史责任与政治道德。第一任总统李承晚流亡夏威夷,客死他乡;第二任总统尹潽善经历了3次牢狱之灾,下台后一直被秘密监视;第三任总统朴正熙被杀害;第四任总统崔圭夏被强制拘留。相比之下,第五任总统全斗焕和第六任总统卢泰愚的下场要好得多。
  时间生成历史,对历史来说,时间才是真正的主角,而所谓的“伟人”都是历史的被告,任何权力与阴谋最终都逃不过时间的审判,这种审判构成真正的历史。半个世纪以来,韩国风起云涌的民主浪潮和深入人心的人权意识已经确立了一个清晰的文明底线,因此才有一场具有严肃历史理性的政治审判。这场代表清算与和解的历史审判证明,韩国已经成为一个步入稳定民主期的理性国家,彻底告别了宫廷阴谋与暴力暗杀,告别了腐化垄断与黑幕政治,迎来了一个现代文明的人权时代。正如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所说:“共和国的精神是和平与温厚。”

  仓廪实而知礼节,人们常常想当然的认为,只要经济获得发展,国家富裕了,政治民主和现代化就会自然到来。现代韩国的坎坷历史证明,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不会掉馅饼,既得利益者永远不会良心发现,一个社会的政治民主和一个国家现代化最终还是要民众自己用自己的血汗去争取。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拯救,就是自我拯救,从来没有被拯救。也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自己救自己,天助自助者。如果一个社会中,每个人都想搭“烈士”的便车,那么这个社会就永远没有将来,它只配拥有生不如死苟活如猪的现在。

  回首可歌可泣不屈不挠的韩国现代史,不能不令人扼腕击节。早在李承晚时代,韩国民众就已经开始自发展开大规模的公开政治运动,反对暴力专制与争取民主自由。从朴正熙到全斗焕,韩国送走一个独裁者,又迎来另一个独裁者,反抗浪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有低潮期,也有高潮期,但却从未屈服和平息。整个全斗焕时代,韩国民众在反抗强权中完成了一个现代公民社会的自我构建过程,这是韩国最终走出传统宫廷历史的最重要一步。信仰的力量与坚强的意志使韩国民众最终驯服了暴力和权力,鲜血从此不再随意抛洒。石头挡不住风的去向,自由者的意志折弯了专制者的刺刀,大韩民国完成了这一不可完成的历史奇迹。作为同样一个民族,对比饥寒交迫的乞丐之国北朝鲜,人们更有理由赞叹韩国民众追求政治民主和现代化的决心和毅力。他们证明了一件事,只有民主精神才可以战胜专制之剑。拿破仑说过,世界上有两种力量,一种是剑,一种是精神。从长远来看,剑总是要被精神击败的,就如同人性必然战胜兽性。

  2000年,韩国总统金大中获得诺贝尔和平奖。2007年,原韩国外长潘基文就任联合国秘书长。

  五

  从足球、音乐、服装到电影,韩国在文化上的发达与强盛足以令许多中国人感到妒忌。无论“恐韩”还是“哈韩”,这种文化强盛的根基其实还是在于政治的文明。电影代表着一个民族的文化竞争力,从某种意义上,韩国电影的崛起最根本的原因在于韩国的民主化进程。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一进程使韩国民众付出了血的代价。但对于自由和人权的渴求,推翻专制独裁统治,解放自己和自己的后代,这一代价是不可避免的。当年的牺牲换来如今的光荣与梦想:政治民主、经济发达。电影繁荣和足球强盛只是韩国步入现代文明正常轨道的结果而已。

  32年前的光州事件是韩国实现民主华丽转身的导火索,24年前的奥运会使民主在韩国落地开花,韩国成为民主的韩国。韩国从富强迈向文明。

  电影作为主流文艺作品,精神内核的健康与健全不可或缺,这是中国官方监制体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韩国电影在推翻电影审查制后,佳品不断,其中书写光州事件这一英雄壮举的电影更是令人叹为观止。《华丽的假期》、《古老的庭院》和《那年夏天》,都值得一看。在这些电影中,韩国青年之单纯勇敢刚烈足以令任何宫廷阴谋术都显得猥琐肮脏,他们大义凛然地走上街头,指斥屠杀国民的军人为叛国,即使迎着独裁政府的枪弹倒下,也不接受“暴徒”的诬蔑……

  虽然现代韩国多有传统宫廷政变的重演,但对宫廷阴谋的厌恶和羞耻感却与日俱增,特别是民间政治意识的觉醒,已经公民社会的形成,使传统宫廷阴谋成为极其不道德和不正义的勾当。或者说,民间社会重建了现代韩国的政治主流道德,这无疑是颠覆性的洗礼。究其根源,深受东方儒家文化桎梏的韩国政治之所以能摆脱宫廷阴谋的堕落轨道,来自西方的基督教对其影响巨大。在祈福自保的佛教道教没落的同时,基督教以其平等的观念,为反对政治压迫提供了一种更加可靠的信念和制度基础。基督教的核心是良心的自由,自由首先不是身体上的,也不是智力上的,而是精神和灵性上的。这种意志的自由为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政治自由提供了精神上和心灵上的源动力,这种力量是不可战胜的。

  从日本统治时期开始,儒教的权威主义和佛教的被动性就已经完全被基督教的战斗精神所取代。基督教从此获得迅猛发展。天主教徒从1910年的7.35万增加到1945年的18.36万,而新教徒也在此间增加了10余万人。战后,韩国迎来了基督教的黄金时期,到韩国实现民主化转型的1980年代,天主教徒已经增加到110万,成为继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之后,世界上拥有天主教徒数量列第四的国家。而新教徒更加庞大,达到900万人,占总人口的24%,即平均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新教徒。从宗教文化上来说,韩国基本已经成为一个基督教国家。

  韩国基督徒常常以“第二个以色列”自诩。韩国教会在整个“518”运动中产生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正是5月18日这一天,学生们在天主教会大楼前举行了首次静坐示威。整个抗争期间,天主教会设立了广播站,向全国揭露了戒严军滥杀无辜的暴行,颂扬了市民们的正义行动。光州事件被镇压后,持续报道“光州五月事件”。教会医院还组织了对受伤者最及时的救助。当然,更不可忽视教会本身所具有的自治色彩与民主文化。

  哈维尔曾经说,良心是政治的最高境界,从这一点来说,韩国民主史其实就是寻找良心的历史,最终良心战胜了暴力和阴谋,这不仅是政治的胜利,也是信仰的胜利。当下中国沉疴遍地,究其最终根源,恰恰就是良心的丧失。无论在国家层面还是社会层面,无论政治还是信仰,都无可挽回地滑向灾难的深渊。这无疑是令很多人感到绝望的。

  中国人都知道韩国富裕发达,但对韩国的现代历史,一般中国人不甚了解。蒙古与女真文化有太多蒙昧野蛮成色,最典型就是缺乏羞耻感与罪恶感,贪婪而迷信暴力。与遭受蒙古文化和女真文化长期侵染的中国相比,同是儒家文化圈的韩国更像古典中国,因此具有更加强烈的羞耻感,因而也更为纯粹。选择回避还是选择面对,这才是可以鉴别真正的勇敢。从朝鲜战争到光州事件,不少历史都使中国官方感到无法坦然面对。书写朝鲜战争的《太极旗飘扬》就是如此。

  韩国发生民主运动的“光州事件”时,中国正处于毛留下的一穷二白中。韩国军队在屠杀自己的公民时,中国的军队正在打越战。韩国奥运会为韩国送来了民主的圣火,中国的民主才开始走上街头。不久,“光州事件”也在中国发生,规模更大,结局也更悲惨……韩国奥运会20年后,奥运会在一片天灾人祸中来到中国。来源于古希腊民主精神的奥林匹克是一场政治洗礼,从而改变了韩国,但“奥运”在中国只是一场奢靡炫富的节日焰火表演,连运动会都算不上,狂欢之后,什么都没有留下,只有荒草萋萋的鸟笼……回首往事,“光州事件”永远是一个结,韩国解开了,中国依然无法解开。

  参考文献

  《韩国文化史》杨昭全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

  《当代韩国史》(1945—2000)曹中屏等编著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

  《青瓦台的悲剧:韩国历任总统的暗淡结局》马广志编著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

  《韩国政治现代化的历史考察》(《读书》杂志2000年第10期,作者:万昌华)

  《光州事件》(《炎黄春秋》杂志2005年第7期,作者:詹小洪)

  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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