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为何遭遇体系性失败”之二:负筛选的人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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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谈苏联体系性的失败,我们归因于其政治极端主义与利益集团绑架(见2011年12月22日南方周末大参考版)。在现代社会科学中,讨论社会发展、停滞或倒退,分析的架构一般包括两个基本维度,一是看structure,即从结构层面着眼作分析。二是看agent/actor,即从行为者着眼。“结构”是抽象出来的,相对稳定;而每天操作“结构”的是体系里面的行动者。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对该体系的生命力和演化趋势非常重要。本文从第二个维度作点分析评论。

我从1985年开始,通过与苏联学者和西方研究苏联问题的专家之间的交流,在苏联考察,强烈认识到苏联体系性失败的另一个基本原因,是它人事制度上的负筛选。1992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一次研讨会上,我讲了负筛选的众多案例。两年后我读到,苏联学者反省他们的人事制度,得出的是同一个结论,他们用的词叫“逆自然淘汰”。

一个组织或机构无论大小,无论其性质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什么人能进来,进来后安排什么职务,怎么将人淘汰出去,这是人事制度的基本环节。我有个前辈朋友孔先生,在海外做过二十多年管人事的大学副校长。他说中文的“人事制度”这四个字绝顶聪明——没人就做不成事;选错用错了人,一定会把事搞烂。

苏共和苏联政府是一个超级大组织。对于人员是正向筛选还是逆向筛选,相当程度上决定着这个组织的整体效能乃至生命力。

我在这方面学习研究达到的认识是:执政不久,苏共的负筛选人事体制逐步形成。它建立后,虽然有少数领导人想扭转,却大势所趋,没能改变方向。结局便是,这个世界上最老的执政共产党解体时,没多少人出来救,大多数成员都要把它当作“脏衣服”扔掉。

革命刚成功的时代:群星灿烂

20世纪初,列宁所属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为布尔什维克派和孟什维克派。虽然党内经历过重大的争论和分裂,1917年十月革命发生时,列宁已经是公认的最高领袖。不管是国外流亡的人,还是响应他的号召在国内发动革命的人,大家用了一个术语来称呼他身边这拨翻天覆地的革命志士:“列宁一代的近卫军”——他们可谓是五颜六色、群星灿烂。不论其政治观点如何,别人对其价值观认同与否,这拨人对自己的理念是真的信仰,愿意为自己的理念付出一切包括生命。他们是非常认真的理想主义者。

从能力来说,这拨人是从欧洲早期工业化和全球化导致的各类冲突中磨炼出来的非同寻常者,主动投身于改造俄国甚至改造全世界的“使命”中——再造一个新的“太平盛世”(The New Millennium)。他们很多人在各地主要是在西欧流亡,对世界大潮流很敏感,对全世界的经济发展、政治理念都很熟悉。很多人会好几种语言,他们的成长背景、观念背景、能力背景,都是世界性的,他们的视野是全球性的。他们不仅是俄罗斯人,还有一些属于原俄罗斯帝国的非俄罗斯人,还包括周边的波兰人、德意志人、奥地利人、芬兰人等。这些多背景、多国籍的人才,自愿参加了以列宁为首的革命运动。这种群星灿烂的非同寻常的人才架构,才使得列宁和托洛斯基率领几百核心成员,加上中层积极分子几千人,一举便将全球最大帝国的政权拿了下来。

从“行动者”的维度看,如果没有这类创造性的人才,没有他们对自己所选择的理想之献身,是不可能有这种英雄造时势的异常现象。古今中外,第一代打天下的人才结构的基本特点,就是一对自己宣扬的理念真信奉,二是真的有才能。列宁一代的近卫军便是例证。

列宁病中的担忧及对策

列宁人到中年,并没有想到自己会很快丧失工作能力。但他意识到,身边的那拨枭雄,虽然每个人都有非凡的才干,但却很难搞好关系。他们尚可团结在一起,就是因为列宁在。那时,列宁没有名义上的最高党领导职务,靠的就是革命领袖的超常能力、决心与魅力,使三教九流五湖四海的枭雄们,都认可他。

十月革命推翻旧政权之际,列宁问托洛斯基:如果我们俩被打死了,你觉得布哈林和斯维尔德洛夫能够替代我们吗?托洛斯基不以为然。1922年,健康状况不佳的列宁越来越担心:他死后最高层的人事怎么安排?

他想了几个办法。比如执政党一定要推广自下而上的选举制;在最重要的位置上,一定不能是职业性的“机关人员”为主。在俄文里,“机关人员”(apparatchik)有点贬义,指从小官僚做起来、一路听从上司而被提拔的人。列宁强调,党政系统最重要的职务,得是五湖四海锻炼出来的真人才,要增加人才来源的多层次与多元性。第二、三层次的职务也要自下而上由普通党员选举出来,防止那些任命出来的人把持一切部门。

随着列宁身体越来越差,书记处的权力也变得越来越大和集中化。列宁时代没设党内一把手的职务,开会时都是政治局重要成员轮流主持。比较专业的报告,如民族问题,多由少数民族出身的斯大林做;宣传理论报告多由布哈林做;最创新思路的报告由列宁来做。

最早的书记处是个技术工作小组,为政治局服务,是做文字工作的,只有几个人。斯大林后来主持书记处,才把机构从几个人变成了六百来人。斯大林是最依靠任命制的,着手制定了一个“官职表”。他掌握了苏共的日常管理。对此,列宁越来越担心,但却越来越丧失工作能力,他那时已中风两次。列宁在自己的意识形态基础上,想推进多元化的改革措施。他两次委托托洛斯基向日益成长的官僚机构发动进攻,以打破官僚化的趋势。但托洛斯基两次都没有接受他的委托。如果他这样做,也许能把列宁设想的新元素带进系统,把斯大林的集权大大减缓和制约。列宁认为托洛斯基是他一代近卫军中最有才能的,斯大林其次,但斯大林那时已经掌握了书记处,权力日益延伸稳固。

斯大林的两手:恐惧与收买

列宁死前看到的机关集权只是冰山一角。斯大林在列宁病变的那两三年里,已做了非常扎实的布置,掌控了日常管理党务的权力,把服从他、完全照他思路办事的机关人员,安排在重要的岗位。随着列宁的去世,这种人事安排加速了。

1923年到1929年,斯大林一步步击败列宁一代近卫军里对他有威胁的诸位,包括托洛斯基与许多他想象中的敌手。斯大林50岁时,权力斗争就已经完结了,他成了当仁不让的接班人。

斯大林建立的人事制度,不是列宁实践过的,更不是他所设想的自下而上式的,而是拜占庭式的。跟传统西欧和北欧的那种开放性的强调选举与法治的制度不一样,拜占庭式的强调宫廷政治,强调权术与谋略。俄罗斯几百年受东正教的影响,源远流长。列宁一代从西欧北欧带回来的那点开放性的人事体制鲜活要素,渐渐被掩埋。

斯大林是第一流的社会心理学家,但他老是朝人性的下端看,更多地看到人性里面底下的东西。他认为,要想别人听话,最根本的是两手,第一是让人处于恐惧之中,第二是给人足够的私利。他一辈子坚信,一靠恐惧,二靠收买,才能让别人成为可靠的工具。

从1922-1923年起,斯大林就开始建立台面和台下两套系统。他让“任命局”把所有第一二层次最重要的机关干部职务列一个现职名单,再列一个后备名单,万一这些人不听话了,成了“内奸、特务、叛徒、暗杀组织者”了,一旦被清洗,马上有替代者。不仅在全联盟的最高层次上,还包括15个加盟共和国的最重要职务,他都亲手掌握那个“官职表”(Nomenklatura)。到了1936-1937年,所有重要职务都配一到两个替代者,官员们随时可以被清洗。他使官员日夜意识到,你是可以被替代的,但何时被替代,谁也不知道。红军领袖之一的乌博列维奇,每次离家上班时都要准备一个日常用品包,因为不知道出去了是否还能回家。这就是人事制度中的恐惧一面。

另一面就是收买。列宁时代,所有高层不能拿高工资。党政、企业等的高层,工资都不能超过最好的技术工人。列宁规定,最好的技术工人的工资,相当于中央委员的工资。领导干部的演讲、稿酬等收入,超出部分通通要拿来交给党的公用基金会,这就是所谓的partmaximum规定。列宁一代领导人的生活,虽然未必很苦,但确实清廉。

有个著名的故事,是讲为什么建立了克里姆林宫的特别食堂。1918年,来中央做报告的粮食人民委员(即粮食部长),因为营养不良,开会中途晕过去了。列宁说,连他都不行了,我们怎么带领人民打赢内战、战胜饥荒呢?那时高级领导层就几十个人,列宁说首先得让这些人吃饱肚子,于是就有了那个特别食堂。

而到了斯大林时代,就开始实行“大信封”制。除了工资,斯大林对他最依赖的人给予私底下的收入。这种制度细节只有他及其办公室主任知道。赫鲁晓夫上台后,斯大林的副手莫洛托夫承认,自己也搞不清楚到底拿了多少信封装的钱,反正很多。斯大林通过信封给钱的,都是帮他做核心操作的人。这钱从不上账不交税。到1930年时,他已全面改变了1920年代的工资规矩,所有高级领导人的工资,已经涨到比最好的技术工人高30到40倍。别墅、度假、酒、高级食品、小轿车这些短缺物资更不包括在内。

我并不是说要坚持1920年代那种革命清教徒式的工资制度。那很难,但提到这么高,尤其是大信封的做法,变成了一种收买制度。工资外收入不算太离谱,很多大公司都有类似做法。但大公司对雇员的物质刺激,要根据人的素质、工作能力、贡献来公平地衡量。大信封的做法则更像黑道老大在给好处,没有公平标准,也没有记录。斯大林的“恐惧”做法是要使人不敢违背其意志,不敢有任何独立的作为。这种恐惧是日常状态,他对所有高官都监听,二把手以下全被监控。

而他的“收买”做法是让人干狠活、干违反党纪国法的坏事。积重难返的负筛选人事制度,就是从这两点延伸出来的。

以庸才小人取代干才贤人

斯大林通过建立起恐惧加收买的负筛选人事制度,把在列宁时代涌现的最有才能的人,一个个地在政治上乃至肉体上消灭了。那些跟列宁非常亲密的同事,只要在任何一个方面比斯大林突出,都被干掉了。

二战初,德国军队之所以能一下毁掉几十万苏联红军,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苏军中最杰出的将领,一大半要么被自己的政府干掉了,要么在监狱里。战争期间苏联存亡一线时,有人建议该把监狱里少数幸存的将军放出来,重组红军,后来战功卓绝的罗科索夫斯基就是其中之一。杰出的战时经济最高管理者沃兹涅先斯基,军工生产和战略物资体系,全部是他在做统筹安排。没有这个奇才,苏联在毁灭性打击后,不可能那么快地组织起战时经济。二战结束后,他也被消灭了。

几乎无人是不可被消灭的——假如他才能卓越又具有独立见解的话。对斯大林绝对听话的庸才和坏人才可能被重用。他用人有个绝招,就是提拔劣迹斑斑、教育程度低、能力差的人干狠事。为何?要把那些正直和优秀的人栽赃成特务、间谍、恐怖活动组织者,没法使用正派的人,只能用劣迹斑斑的人。用苏联最出色的军史学家沃尔科戈诺夫的话说,斯大林消灭优秀文武人才过程中最依赖的叶若夫、维辛斯基、乌尔里希、贝利亚、梅赫利斯等,不仅不符合党政高级干部的德才高标准,事实上他们全是普通道德和法律意义上的恶徒和罪犯。

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时,苏联的人事格局已经定型了。赫鲁晓夫时代给党政领导当顾问的学者私下问:我们是全球仅次于美国的大国,成批的领导人素质却怎么都这么低?做过六任苏联最高层顾问的阿尔巴托夫总结道:“斯大林体制最沉痛的后果之一,就是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把这个国家置于软弱无能的领导之下,消灭了千百万优秀的人才,使社会肌体失血过多,切断了最有才华的人的出路,却给那些最善于钻营的人的飞黄腾达和官运亨通,铺垫了通道。这不是偶然的。斯大林体制运作几十年后,常常找不到很优秀的人来代替庸人。这一点可以解释赫鲁晓夫提拔的人,智力水平和管理才能为何如此之低。他们过去之所以被选中并得到升迁,是因为并非出类拔萃,只是听话。他们熬过来了,是因为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的坚定信念。他们之所以浮到上面,首先是由于地位比他们高的人没有把他们看作是竞争对手。”

赫鲁晓夫那一代人都是这样过来的。他即便想改革斯大林的人事制度,也难做到,因为提拔到上层和中层的人素质太低,极度平庸。这些人都是函授班毕业,没好好学习专业,却对钻营极度精通。赫鲁晓夫也没那种胆略,敢于到社会上去公开招聘新鲜血液,启动人才的竞争机制。

老赫以后的勃列日涅夫时代,问题变得更糟糕。老勃不想改革,他本人就是由于不具备个性和杰出的才干,才为同事们所接受。他上台后,最不愿使用有杰出才干和独立见解的人,只愿使用庸才和追求私利者。因为老勃远不具有斯大林那样的绝对权威,“恐惧”这招大打折扣,他就尽力发挥“收买”这招。手下的官员只要听话,对贪污受贿大开绿灯。和斯大林时代相比,用小人和用庸人的特点继承下来了,只是恐惧程度降低了,但监控还是有的。这种几十年里形成的负筛选人事制度,导致体制中很少有理想主义者和独立见解的能人。有理想主义、真能干的人,都被排斥在外,因为他们被视为具有威胁性。

所以,斯大林的人事做法树立了一个坏样板。到了1960-1980年代,苏联已经难以提拔出列宁一代那样的优秀人才梯队,那样的人才不是提拔出来的。苏联既有的体制惯性之力量,已经把自己的大脑和手脚捆绑得太紧。俄罗斯历史上人才辈出,但苏联的人事制度却把极为丰沛的人才资源筛选出局,只让三四流的人员管理一个庞然大国,日新月异的局面自然是出不来的,只能一步步走向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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