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排尔妈妈打了“少生优育”一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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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支柱

 

据新疆媒体报道,今年78岁的库尔勒市恰尔巴格乡博斯坦村村民艾姆拉汗·赛排尔妈妈养育的9个子女全都大学毕业,其中2个博士、2个硕士,她和她丈夫同时还把她姐姐3个自幼丧父的孩子养到高中毕业。她的23个孙辈中又出了3个博士、3个硕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称她为“英雄妈妈”、“幸福妈妈”。

不止一个网友把这篇报道推荐给我看,这很好理解,因为赛排尔妈妈的故事和张春贤书记对她的赞美扇了我一贯反对的“少生优育”论一个响亮的耳光。不过扇了耳光又怎么样呢?把多生的以“社会抚养费”的名义洗劫了,来证明“少生优育”。这本是枪杆子里出来的政权用枪杆子出“真理”的结果。枪杆子里面出来的“真理”,不是几个耳光能扇倒的。

一些网友指责张春贤书记忽视了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一些人批评计划生育指标控制优惠少数民族对汉人不公,其实从赛排尔妈妈本人的故事得不出这样的结论。赛排尔妈妈的小儿子1998年从新疆大学毕业,应该是1975或1976年出生的,那时全国农村的计划生育都刚刚起步,何况是在新疆这样的边远地区。整个80年代中国大陆的生育率平均高达2.4,这意味着农村半数以上的人生了3个孩子。赛排尔妈妈的9个子女生23个孙子女、外孙子女,平均不到3个,跟20世纪70、80年代中国农村的生育率正相吻合;由于属少数民族,其中即使有“超生”的也是几个别。赛排尔妈妈和她的儿女并非违反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模范,只是中国农村教育子女特别成功的模范。

如果赛排尔妈妈的孩子出生在计划生育的背景下,即使政策允许生3个,她还有9个孩子属于“超生”,因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她姐姐的孩子并不是孤儿(母亲在),收养是要记入她自己的生育数量的。我们根本无法想象有人能“超生”9个孩子,因为每多“超生”一个孩子罚款都要加倍,更不要说可能扒房牵牛了。即使她敢“超生”9个孩子,在经过计生罚款或征收相当于夫妻年收入之和若干倍的“社会抚养费”9次之后,恐怕她家的东西掘地三百尺都卖光了,全家都得喝西北风,或者沿街乞讨,哪里还能让儿女都接受高等教育?连小学也上不了。

就算退一步假定赛排尔妈妈是违反计划生育的模范,她能够把9个孩子送上大学,还不顾自家困难把姐姐3个自幼丧父的孩子养到高中毕业,何等英雄!其实是更英雄!如今苦尽甘来,那么多儿孙事业有成,孝顺自己,又如何不幸福?也许张春贤书记不便公开表彰她了,但心里怕是仍会赞她为“英雄妈妈”和“幸福妈妈”。其实,根本无需让这么多孩子都上大学,在中国农村社会福利水平很低的条件下,就凭在自身困难的情况下收养3个自幼丧父的外甥,就凭使12个孩子成为合格的劳动者,她也称得上是“英雄妈妈”和“幸福妈妈”了。

现在有许多年轻人不敢养孩子,说什么养不起,其中以城市青年比例较高,以独生子女比例尤高,各地不时爆出多少双独夫妻放弃二胎指标的新闻和自愿当丁克的新闻。请问你们的经济条件,跟赛排尔妈妈当年的处境比起来如何?

赛排尔妈妈的故事告诉我们:人的消费其实是极富弹性的,穷人家3个人的饭4个人吃,富人家1个人用的钱5个人花,在一个父母恩爱、兄弟姐妹和睦的氛围中,并不至于影响身心健康,孩子成才与否跟家庭贫富没有必然联系。连一棵树都不是施肥越多长得越好,何况是具有复杂社会性的人!

赛排尔妈妈的故事也告诉我们:人的劳动能力是大有潜力可挖的,而养孩子是挖掘这种潜力的最大动力。

即便如此,赛排尔妈妈的9个孩子都上大学、3个样子女读完高中,对多数人来说仍然近是难以想象的。靠赛排尔妈妈和她丈夫的勤劳、节省恐怕都解决不了这么多孩子的温饱,更无法使孩子们受到良好的教育。报道显然抹杀了12个孩子中那些年龄较长者的功劳,其中包括三个养子女。我父母只生了3个孩子,我就深受大姐的恩惠;何况赛排尔妈妈养了12个孩子!赛排尔妈妈的小儿子出生时,她的大儿子已经二十三、四岁了,加上收养的3个,至少有4个已经是劳动者了,也可能有5个或6个劳动者了。没有哥哥、姐姐的帮助,年过半百的农民夫妻不可能把后面几个孩子送上大学,更不要说继续攻读硕士、博士学位。事实上养12个孩子降低家庭生活水平的摊薄效应跟养活6、7个孩子的摊薄效应相同,不同的仅仅是艰苦奋斗的时间延长了。

赛排尔妈妈最了不起的地方还不是9个孩子上大学本身,而是9个孩子上大学背后的兄弟姐妹关系!兄友弟恭,赛排尔妈妈的孩子们富有家庭责任感是显而易见的。有家庭责任感未必有社会责任感,但过于自我中心连家庭责任感都没有的人是不可能有社会责任感的。赛排尔妈妈的贡献不仅仅培养了9个大学生,还培养了12个孩子的爱心和责任感,维持了一个和谐家庭。如果赛排尔妈妈夫妻不和,如果赛排尔妈妈的丈夫因为害怕养更多孩子而强迫她堕胎或者干脆红杏出墙,如果亲生的孩子排斥收养的孩子,如果收养的孩子怨恨养父母的歧视(尽管未必歧视),如果哥哥、姐姐嫌弟弟、妹妹出生摊薄了自己的家庭财产份额,只要这几个如果有一个成立,哪怕12个孩子减少到5、6个,赛排尔妈妈的日子也要难过得多,更不可能有那么辉煌的养育成就。

报道除了忽视赛排尔妈妈的孩子们之间的关系,还极力贬低赛排尔妈妈的文化程度,说她只读了初中毕业。不要忘了,78岁的赛排尔妈妈的同龄人中,女孩读到初中毕业的,不比现在的女硕士多!俗话说,“父高高一个,母高高一窝。”不仅仅是身高,也包括智慧。孩子们都是在母腹中孕育的,在妈妈的怀抱里长大的。然而可惜的是,现在的知识女性普遍“以事业为重”,甚至以个人享受为重,像赛排尔妈妈这样拥有博大母爱和卓越持家能力的,已经无处可寻了。

我知道有许多人一定会说,天下绝大多数妈妈不可能像赛排尔妈妈这样富爱心、懂教育,如果妇女们都像赛排尔妈妈这样生孩子,那就会文盲充斥责,并且很快让中国人满为患、让地球不堪承受。首先这句话里包含着知识(其实是书本知识)歧视,一对父母在几乎没有什么社会福利的条件下能够依靠自己的爱心和勤俭培养出12个身心健康、富有家庭责任感的体力劳动者——即使他们都是文盲,也是对社会莫大的贡献。其次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像赛排尔妈妈这样能生、能养。在初育年龄比现在差不多小10岁、没有避孕手段、政策和文化都鼓励生育的古代社会,妇女平均也只生6、7个孩子,但是养活到能够生育下一代的大概也就一半,甚至一半都没有。孩子成为自食其力、传宗接代的成人和孩子夭折(在经济上这意味着生产了废品)相比,无论对于家庭还是对于国家、社会,都是合算的。埋怨没有避孕手段的时代生孩子太多(大量著名知识混子都在几十年如一日地指责“文革”前和“文革”早期中国人生孩子太多,并将中国落后的原因归咎于人多),本质上是埋怨孩子没有夭折,只有被计划生育意识形态高度扭曲的人,才会这么弱智和没有人性。

赛排尔妈妈的产生具有极大的偶然性。首先,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她这么强的生育能力。其次,赛排尔妈妈如果所遇非人,嫁的不是特别喜欢孩子的丈夫,她肯定不可能生这么多孩子,即使不离婚,恐怕丈夫也睡到别的女人床上去了。譬如贺子珍就是一个生育能力超强的女人,但她和毛泽东的孩子竟然只有李敏一个。再次,如果赛排尔妈妈不是生活在低成本的农村,她也不可能生养这么多孩子。那么多孩子需要多大的房子养啊?谁帮他们照看啊?须知屋里到处是电源插头、外面到处是汽车的城市高层建筑不但比农村的土坯房贵出几十倍,威胁孩子生命安全的因素也多得多,还不算猖獗的拐卖儿童犯罪!黄炎培先生生养了13个孩子个个成才,中华民国的人口增长并不快。英国、美国、以色列都有一些生十多个孩子的家庭,政府还需要鼓励生育。极少量这种的存在不但对于生育率影响甚微,而且增加了家庭结构的多样性和社会的多样性——这也是对社会的贡献。

城市生活极大地降低了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避孕手段的丰富使得这种意愿很容易实现。晚婚晚育又大大降低了妇女的生育能力,甚至连男人的生育能力也在迅速下降。丁克和同性恋,好像似乎也比以前多了。社会真正需要担心的,不是妇女会生出太多孩子,而是妇女不愿生出或不能生出足够的孩子,危及社会可持续发展。像赛排尔妈妈这样的妇女,已经成了濒临绝迹的大熊猫。

 

新快报2012年2月25日发表时删节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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