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宽容” 是如何炼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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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参加的一次麻省理工学院(MIT)的研讨会,主讲教授是 MIT 著名的海洋生物学家、最小的海洋微型浮游生物——原绿球藻( Prochlorococcus )的发现人,佩妮 · 奇斯霍姆(Penny Chisholm)教授。让我感慨的是,她介绍说,从一个基金会(创办人父亲出生于渔民家庭)获得了一笔资助时间长达 5 年、4 倍于其实验室常规经费的资金,来开展浮游生物的系统研究,只提交了一份 5 页纸的方案书,每年没有任何任务,只是年终给基金会的理事们做一次报告,讲讲研究进展。

在感叹如此宽松的资助环境与雄厚的研究基础结合,怎么能不出成绩的同时,我也在思考,这种宽松的学术环境是如何修炼成功的。为什么中国尽管近年来科研经费大增,但不是 “腕儿” 往往拿不到多少钱,而成了 “腕儿”,烦恼也很多: 科研经费多吧,每一个都有详尽的近期、中期和长期目标,申请书是厚厚的一摞,每过一段时间一次考评,总要有不少文书要干。

收获宽容

而在 MIT,类似奇斯霍姆教授这样 “收获” 宽容的案例,其实不在少数。

如果说奇斯霍姆是在纯粹的基础科研领域,那么生物纳米技术领域的罗伯特 · 兰格(Robert Langer),则是在热点的应用领域 “整事儿”。在聆听其讲座的时候,你会觉得他更像一个西部牛仔而不是大学教授。他把脚踩在椅子上,讲起话来口无遮拦。但这不妨碍他拥有近 800 项专利,发表了 1100 多篇论文,包括多篇 Nature 和 Science。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罗伯特 · 兰格,手持 MicroCHIPS 公司(兰格名下众多公司中的一家)研发的一款给药装置。兰格拥有专利(包括正在申请中的)近 800 项,大多集中在制药、化学、生物技术和医疗设备行业。他的研究使癌症治疗、组织再生和药物释放机制的发展取得了重大突破,被《福布斯》等媒体评为全球生物技术领域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Rick Friedman/CREN)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罗伯特 · 兰格,手持 MicroCHIPS 公司(兰格名下众多公司中的一家)研发的一款给药装置。兰格拥有专利(包括正在申请中的)近 800 项,大多集中在制药、化学、生物技术和医疗设备行业。他的研究使癌症治疗、组织再生和药物释放机制的发展取得了重大突破,被《福布斯》等媒体评为全球生物技术领域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Rick Friedman/CREN)

兰格的研究风格可以用任意而为来形容,经常会在一项科研工作中异想天开,想到完善另一个主意,甚至停下手里的既定工作,而 “跟着感觉走” 突击研究的结果,则往往会让他短期内收获有趣的科研成果。

这样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做法,虽然可能延误既定的科研进程,却没有人追究,甚至还得到了鼓励。

在 MIT 知名的尖端信息技术开发机构、诞生了多位互联网英雄的媒体实验室(Media Lab)里,研究人员也可以用任意而为来形容。Media Lab 的一大特点,便是研发尖端的信息技术,引领社会需求。这里的很多研究人员并没有博士头衔,而是产业界的资深人士。但与产业界不同的是,Media Lab 的研发不需要考虑市场需求。这方面的研究包括: 通过数字技术来发现,人在陌生环境中的不安感,是受到了怎样的视觉刺激形成的; 或者在钱包里植入芯片,来警示消费者,这个月花钱又超支了。

不需要看市场脸色的结果,就是媒体实验室里研发的技术引导和创造了明天的市场。从早期的互联网到网络检索,从人机互动到社交媒体,这方面的例子不一而足。

MIT 媒体实验室(Media Lab)的一大特点是研发尖端的信息技术,引领社会需求。在他们眼中,“媒体” 可以是车,也可以是人。上面展示的是 MIT 媒体实验室的一些信息技术成果:[上]左边是高清晰、多视角裸眼 3D 显示屏;右边是新型乐高机器人,小孩子可以输入自己编写的程序,控制机器人活动,自己制作玩具;[下]从左到右依次为,可折叠、可堆放的电动汽车;数码儿童玩具空间,正方体机器人可以把周围变成数码环境;有面部表情、能跟人交流的机器人;大型触控桌面。(bbc.co.uk)

MIT 媒体实验室(Media Lab)的一大特点是研发尖端的信息技术,引领社会需求。在他们眼中,“媒体” 可以是车,也可以是人。上面展示的是 MIT 媒体实验室的一些信息技术成果:[上]左边是高清晰、多视角裸眼 3D 显示屏;右边是新型乐高机器人,小孩子可以输入自己编写的程序,控制机器人活动,自己制作玩具;[下]从左到右依次为,可折叠、可堆放的电动汽车;数码儿童玩具空间,正方体机器人可以把周围变成数码环境;有面部表情、能跟人交流的机器人;大型触控桌面。(bbc.co.uk)

宽容术探秘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 MIT 以及类似的美国尖端科研机构,这样 “纵容” 奇思异想的科研,给科研人员创造一个宽容的氛围呢?

社会因素

在考察科学问题本身之前,必须先承认,整个社会的诚信状况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种诚信状况下,不论是科研基金管理人还是校方,都不需要设计繁琐的表格、严格的科研经费支出条例,制定定期考核程序,来防止科研人员在科研资金上做手脚。用经济学的术语讲,就叫 “交易成本极低”。(需要说明的是,MIT 报销时,什么钱能花、什么不能花,还是规定得很仔细的,但并不会根据科研进程来规定具体的花销项目,基本上是确定了一个基准后,由科学家自行调整。)

科研性因素

而考虑科研性因素时,我们不得不承认,上述的被 “放任” 的例子,大部分都是真正的科研大腕儿。如奇斯霍姆教授所说,资助她研究的基金会发现,没有什么机构做过系统的浮游生物的研究,他们并不了解最终会得到什么科研成果,所以索性给钱让她 “胡来”。

MIT 媒体实验室通透、开放的办公空间。在这里,各研究小组的工作区域相互连通,且至少有一面是开放的,各组成员在研究些什么,其他人随时都可以知道。(Architecture Rrecord)

MIT 媒体实验室通透、开放的办公空间。在这里,各研究小组的工作区域相互连通,且至少有一面是开放的,各组成员在研究些什么,其他人随时都可以知道。(Architecture Rrecord)

那么,对于不是大腕儿的科研人员,科学宽容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我认为,如下因素可能在酿成科学宽容方面发挥着催化作用。

首先是长期形成的职业规范。说美国是全世界最自由的社会之一,是从政府管制程度低的角度出发的。我发现,从小学生开始,美国社会就会对伦理规范形成近似苛刻的要求。老师可以不在乎学生的学习成绩,但要发现学生们有一点纪律问题,那是一定会高度重视。自然,在大学、在实验室,这种规范教育也很常见,并且与中小学教育一起,自然地成为了社会规范的一部分。在每个人都自觉遵守这种科研职业规范的情况下,美国学生可以上课时坐姿随便、吃饭喝茶,但不用担心他们会真正的 “乱来”。

而在科研中对兴趣的鼓励,则毫无疑问与学术宽容是相仿相生的。既然是兴趣,那往往是个性化的。你感兴趣的不见得我感兴趣,但如果我是基金评委,那我就要充分肯定你的兴趣,只要它符合学术规范和基金申请流程。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去年 9 月份参与的 Ig Nobel(国内并不完全准确地翻译为 “搞笑诺贝尔”)颁奖活动,去年获奖的研究包括:雄甲虫错把啤酒瓶当成雌虫盯上的机制(生物奖),人们为什么会叹息(心理学奖),尿急的时候人们会对某些事情做出更加正确的决策、而对另外一些事情做出错误的决策(医学奖),哪一个不是兴趣主导的研究呢? 想想如果没有学术宽容,这些难登大雅之堂、鲜有应用价值的科研,恐怕早就得不到科研经费的支持了!

【相关专栏文章: 搞笑之后的思考——2011 年搞笑诺奖颁奖观感

除了规范和兴趣外,科学宽容的促成因素还包括广泛的和习惯性的跨学科研究。在学术上,跨学科研究是相对冒险的事情,因为你申请课题的时候要面对圈子以外的评委,这一点中外概莫例外。但当跨学科研究成为普遍的行为,面对圈子外的评委也就成了惯例。那个时候,如果评委们仍然把自己对某项工作的熟悉程度,作为资助的一个前提条件,就会耽误大量的优秀科研。在那个时候,学术宽容就成了必须要保证的东西。

当然了,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作为老牌发达国家,美国从社会领域到学术界,普遍享有一种比较从容的心态,做事情没有那么急,也就更愿意给人一些容忍,学术界也不例外。

学术不宽容是如何形成的

相比较而言,大家都会承认,中国仍然缺少一种能让科研人员放手探索的宽容环境。

2008 年的时候,科技部修改了科技进步法,即便科研项目没有达到预定目标,也可以结题。当时这一法案被冠以 “宽容失败” [注] ,引发了人们在包括 Science 和 Nature 在内的专业媒体上的讨论。2011 年 11 月,在科技部介绍十二五科技计划时,这个事情又被重新提起。

之所以 “宽容失败” 这个词被反复提起,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都感觉到,中国科学界太缺乏 “学术宽容” 的氛围了。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我们形成了这种学术不宽容的环境呢?

这方面当然有发展阶段问题。用发展阶段论来理解学术宽容,最经常说到的就是:因为钱少,所以就要把好钢用到刀刃上。当然不能允许这好钢被浪费掉了。但仅仅用发展阶段来解释并不够。

近年来,我们的科研经费在不断增长,“咱不差钱” 的科研工作者也多了起来。但严格的科研考评、量化可比的发表记录、具体到甚至是一只铅笔开支的科研预算管理办法,让人们对学术宽容的呼吁变得无比苍白,让 “宽容失败” 的政策动议形同摆设。

同时,科研经费向大项目、大专家集中的现象也在同步发生。究其原因,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些大项目能看到成果,大专家能 “完成任务”。资助一个没有进入领导视野的科研人员可能承担风险,而大专家即便做不出来,科技官员可以向领导交差, “因为是大专家么,做不出来又不怨我”。同样的道理,找一个科学家感兴趣的领域来资助,总不如找一个别人已经搞过、咱只要团结起来就能超过的领域资助更加安全。

而反过来看这个问题,则是对广大并非大专家的青年科学家们不够宽容。既然是青年科学家,既然没有大量的论文发表作为 “担保”,那资助的时候当然就要小心了,直到这样的青年科学家慢慢地媳妇熬成婆。

于是,在所有人都要交差,所有人都需要一定程度的安全感的情况下,科学宽容也就无从谈起了。

[注] 2008 年 7 月 1 日,修订后的科技进步法正式实施。法案规定, “国家鼓励科学技术人员自由探索、勇于承担风险。原始记录能够证明承担探索性强、风险高的科学技术研究开发项目的科学技术人员已经履行了勤勉尽责义务仍不能完成该项目的,给予宽容”。其中 “原始记录” 是指项目执行过程中形成的大量的科研工作记录、实验数据情况等; 其中 “给予宽容” 既包括不影响项目的结题验收,也包括不影响对项目承担人员的评价、申报新的课题等。(科技日报)
作者简介:

贾鹤鹏,著名科学评论者,中科院《科学新闻》杂志前任总编辑,现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Knight 科学新闻研究员、(中国)科学媒介中心创办人及执行主任。贾鹤鹏致力于科学传播与普及的总结和探索,多次获得国际性的科学传播大奖,包括 2011 年全球评选的 “科学新闻桂冠人物”(Science Journalism Laureates),是第一个获此奖项的亚洲人。

文章题图: http://www.pasco-group.com
内文图片: CERN;BBC;Architecture Rrec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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