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藏万卷有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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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文】家藏万卷有屁用
 赵 牧
   有个小学生拥有万册藏书,因而成为电视中的新闻人物。
    这新闻让我想起柳宗元《陆文通先生墓表》所述:“其为书,处则充栋宇,出则汗牛马。”成语“汗牛充栋”即源于此,指的就是书多。
    陆文通何许人也?查而不得其详。情形类似的还有惠施,年代更早了。
      《庄子·天下》中有“惠施多方,其书五车”之句,后人用“学富五车”形容知识渊博。
    庄子在中国影响大极,惠施之名数见《庄子》,其名气也就比陆文通大。但《庄子》读过数遍,总觉得书中的人物包括惠施之流,不过是庄子为了便于表述而设的跑龙套角色。
   字面上“学富五车”当然比“汗牛充栋”强,前者指知识已装到肚里;后者却说的是出门拉着一车车书,连牛马累得都冒大汗,住下来书则能摆满一屋子的事实,至于那些书是否消化了不得知。
     当然我还不至于把墓表褒奖之意弄拧。“嗜书”历来是传统的美德。其反面则可举“宝马轻裘”的招摇过市。
   但想想为古人称道的“汗牛”情景也很可笑。假设今天有人无论到哪里都蹬着装满书的三轮或驾着满载书籍的汽车,人们会怎样想?一定是神经病(迁居除外)。
   与“汗牛”相比“充栋”就正常多了,今日有“一墙书”(书柜占了一面墙)的相当普遍,也没哪户人家因书籍满屋轰动。车载书籍在大街上招摇与置于家中自我陶醉是有区别的。由是推论,那个小女孩成为新闻人物,原因不在书,而在于她是个孩子。
    比起“文革”中无书可读,这女孩当然是幸运的。幸运的不只是这孩子。如今书摊生意火爆,中国最大的北京图书馆却门可罗雀,与这怪现状相关的因素恐怕就有许多“一墙书”或“一房书”存在的事实。这是出版业繁荣的证明,对文化传播大大有利。古代惠施、陆文通因为书多成名还有点道理——那时书太难得,今天有人也因此出名,就不免对藏书意义生疑。
   “文革”后,笔者也曾勒紧裤带疯买过一阵书。现在虽然还看点书,却几乎不买了。书价腾踊,蜗居促狭之外,还有个原因是觉得拥有多少书这想法已无多大意思。有又如何?没有又怎样?
    谈论书籍者喜用“藏”字。其实,若观古代藏书实情,今天嗜书者绝少当得起“藏”字。善本、孤本、珍本、秘笈可以不提,就算今天冒出一本禁书,没准明天哪个地下印刷厂就印上几十万册,全无“珍贵”可言,“藏”虽然还是要藏的,却非古义之“藏”。
    清有学者叶德辉嗜书如命,于家门上大书“书与老婆概不外借”,很有点“书关生死荣誉”的味道。但视今日书摊的火爆,众多“一墙书”乃至都市生活中的人们日益朝老死不相往来方向发展的趋势,如此这般难舍的旧梦大概已无从寻觅。真要有人三天两头来借书倒可能成了新闻。
    与书有关而出名的另有一种极端情形,就是读书人没有书。前几天看到一篇谈钱钟书的文章,作者非常惊讶钱钟书的家中居然没什么书。不知钱老先生家中书少的原因,但书少不等于看得少,这个道理也是显而易见的,古今也不乏其例,司马迁、马克思便是。
    想想也滑稽,刘汉的“皇家图书馆”提供方便,让司马迁写出一部《史记》,刘邦的无赖相在书中毕露无遗;大英帝国的图书馆则让老马在里面不但从容收集了有关资本的“黑材料”,一篇《经济学-哲学手稿》直至今天还搞得许多人假马克思主义者如芒刺在背。
     关于书,还有一事值得一提。当年李四光曾劝鲁迅多读点书,少树敌,多做学问,鲁迅复信说,相信自己读的书并不比对方少。
    钱钟书先生晚年说话比鲁迅温和多了。那篇谈钱的文章说,钱钟书论人有“三限”——上限:“他通”;中限:“这人还念书”;下限:“这人不通。”这篇谈钱文说得很中肯,比如关于这“三限”,他就解释说,天下不读书、读书少的人,正多且健壮,没有人会因钱先生手里拿着三把尺就“无颜见爹娘”。当然前提是,不是学者就别冒充假学者。
    不知中国有多少心怀“达则兼济天下”的假学者,“与S教授一席谈”这类幼儿园的把戏不提,总之是有的。鲁迅不知算不算学者,不算也没关系,中国宁可缺少一些学者,但不能少了一个“骂家”的鲁迅。
   话扯远了,还是回头说书。前几天又看到一幅炒冷饭的漫画,一暴发户坐在比人还高的一堆纸币上说:“我穷得只剩下钱了”。他对面有一位读书人坐在比人高的书堆上叹气:“我穷得只剩下书了。”
   看到这幅漫画,便想到现实中的旧书收购店和妄想中的“旧币收购店”。若漫画成立,应倡议搞个“旧币旧书互济会”。“学富五车”“汗牛充栋”的无聊由此可见一斑。
     说起这类无聊又悠久了,官场的如乾隆时才子纪昀为权贵和坤题匾,大书“竹苞”二字。和坤满心欢喜高悬之。乾隆见之哈哈大笑。和坤方知“竹苞”就是个个草包也。和坤恨透了纪昀,最后也用文字游戏把他弄死了。文人玩文字游戏最后把自己也“玩”进去,史不绝书。仅凭经验,古人就不会相信“知识就是力量”。
   与“笑骂任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相对,民间有“说了也白说,不说白不说”。还有“人多病少财富”这类穷秀才戏弄土老财的玩艺,可以读成“人多,病少,财富”;也可读成“人多病,少财富”。文字到了这地步,便成穷开心的玩物。
    穷而后酸固然不稀奇,升官即风雅也比比皆是。草包和坤便官至文华殿大学士、一等公。若当时有电视,和坤接受采访上镜,身后背景绝对也会“汗牛充栋”,如此书籍自然更是玩物。
   正反都是玩物,“文化”的命可想而知。这些年“文化”无处不在,已经到了泛滥的地步,钱钟书曾引用戈培尔的话对令人厌烦的“文化”调侃了一把——“谁要和我谈文化,我就拨出手枪来。”
     虽然今天的文化已到了“后之后时代”,但也不是一无是处,若说点实在的好感,就是现在无论怎么玩文学、玩文化,把脑袋玩掉的危险大概不会有了。又扯远了,还是回头说书。“书是人类的朋友,爱书吧!”好像是高尔基说的。但今天听起来,这话更象书商的口气。
     前几天有人指着一本书(余秋雨的一本书)问我,知道此书吗?我说不知。他说,现在盛传家中若没这本书就不能算“文化人”。
   我脱口一句:屁话!

     家中“藏”了某本书便能成文化人?读过老庄,便成老庄?读过马克思便成马克思?屁话。“文化”搞到这个地步,“文化人”也很难正常。至于“文化人”既然已经落到大叹“穷得只剩下书了”时,这“文化人”还是不当为好,那书也用不着再藏、再看,天底下没有“旧币收购店”,旧书收购店肯定是有的。
    说来也邪,中国历代不乏“半部论语治天下”信念的人,每每忍不住鼓噪“一卷在手”无往不胜。接着还要衍生出另一行当,好花需要绿叶扶,好书需要大量“辅助读物”。这样便要要给天下书拉单子,排座次。
      从前哪本书生,哪本书死,非“御览”不能定。但那皇帝连三宫六院七十二妃都不能遍御,何能御遍天下书?
      皇帝不行,翰林大学士就行?所以这“库”那“库”中塞进许多翰林大学士个人的偏好也是必然。
      好在今人读书的条件比古人强得多了。如有心人估算的,春秋时代的书是“竹书”,字烙在竹简上,个头很大,“五(牛)车书”听起来骇人,撑死了恐怕不过数十万或百万字。就狭义的知识而言,惠施不会比今天一个中学生懂的更多。
    当然,现在“孔夫子搬家尽是书”也还是相当累的,由是又想到电脑发明,真是人类最了不起的进步。历史上“汉牛充栋”的图书几张光盘便解决了。有朝一日想读书的人都能享受“高速信息公路”的阅读之利,这“汗牛之苦”解决了不说,无数森林也会幸免于难。还有个好处就是大家到那时都无书可“藏”,便再也不会有人拿一房书来装神弄鬼。
 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七日 载于安徽《语丝》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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