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评书生》连载之十八:抱着孩子再上部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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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台那天刨去认识的一个人就一书座儿,我根本就没准备,我说您退票吧,转脸就拿着书包回团里了。回来他们都在呢,我说我没说,我是学员,学员不是不派地吗,干吗说新书挤对我啊。领导说青山居你不是上了吗,我说青山居是说《三国》啊,没人会说新书了你们派我了——当时新书都不爱说也不会说。我不干了,水牌子一擦,回家了。

   
我住在娘家,孩子打从生下来就老有病,发烧抽风,但家里人都挺疼他,母亲和二姐也帮我带,但我思想压力太大了,有一个病孩子,挣这么点儿钱(学员17块),丈夫又回不来。之前我找过团里,我说你们也不给我涨工资,我会说书,你们也不让我说。不让我说书也不让我挣钱,我要是业余打点工,就是给人抄点稿子也能挣钱啊。1962年,那天正吃饭呢,我说爸你怎么了,面条顺着爸爸的嘴角一根一根滑到了地上,一会儿嘴歪了,说话也不清楚了——爸爸中风了。家里认识不少名医,但父亲不愿意求人,就在附近的街道医院治疗,好得很慢。半年后说话清楚了,又去书馆说书,但嘴仍有些歪,左眼皮几乎不会动。1964年,团里必须要说新书,逼着爸爸上西单,亮报儿说《红旗谱》,那时候他已然都没有精神了,还天天看书改编,演出时观众少得可怜……爸爸本来就血压高,又急又累,晕倒在台上了。家里太困难了,哥哥只是小学教员,工资37块,嫂子在街道工厂,收入微薄,还要养两个小侄子。二姐原本在七三八厂当漆包工,苏联专家撤走后,厂里硬逼着她在《自愿辞职书》上签了字。大姐肺结核已病入膏肓。母亲一直就身体不好,三天两头吃药。家中负债累累。逼得我没办法,找单位宣武说唱团,我说我是军人家属,我需要政府补助。民政部门调查完了,说我应当属于补助对象,可团里不执行。因为这样,我抱着孩子上部队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不把贾建国从部队找回来。

   
贾建国在部队成绩突出,特别受重视,虽然因为我父亲是“右派”,他的组织问题解决不了,但部队说可以不入党也能给他提干,可我不得不让他回来。我抱着孩子到了宣化,在招待所住下了。刚到没几天,宣武说唱团命令我回去的信就到了。信里说我这种上部队的行为是“脱离组织的做法,说明了你无组织无纪律。你没有把组织和领导放在眼里,这是错误的。你把个人要求摆在组织和集体之上,要国家顺从你个人的要求,合适吗?你在部队一而再地刁难领导,造成很坏的影响,你给双方组织和领导造成了多大的麻烦,你还提什么照顾影响,不是你照顾的问题,而是应当认识你的这些错误,不能一错再错,以免造成更大更坏的影响,望你见信后速返北京。如果你仍然坚持你的错误做法,你想想结果将对你怎样?如果有什么问题应当通过正常的组织手续来解决”。团里的信话说得很重了,但谁让我回去都不成,我不是没按正常的手续去解决问题,我不是不讲理的人,家里确实有困难,我也找过团里,都是好好说的,结果怎样呢?逼得我上部队,我相信自己做的是对的!(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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