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敏特:关于“海外反华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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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敏特:关于“海外反华势力”

作者:沈敏特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12-28

本站发布时间:2011-12-28 11:02:57

阅读量:486次

bddf842bticle img 3.gif 沈敏特:关于“海外反华势力”

    人的知识是很有限的,凡是自以为“无所不知”的人,可能恰是最无知的。有的人甚至被看成洞察一切的偶像,而自己也真以为如此,便任意指点江山,实践却证明恰是洞察不了太多的事情,闹出了大大的乱子,造成了大大的损失。所以,时时看到自己的无知,可能是使自己不至于太盲目的秘诀。

譬如,我们常挂口边的 “海外反华势力”,就是我至今没闹明白的一个词。

前些时候,我写了一篇短文,涉及到了一个太普通的常识,有一些海外媒体作了很常规的报道。于是我被告知,你的文章本身没有问题,但这个问题引起“国外一些媒体”的议论,最近一个时期最好不谈,最好淡化一下。我当然明白,这里的“国外一些媒体”绝不是指“国外友好人士”,因为他们的言论,绝不是“淡化”而恰是巴不得“强化”的对象。

按规矩,我不得不服从,但我不懂,真的不懂。我们吃饭、说话、做事,是我们生活的常规;我们只能力争自己别吃坏肚子,少说错话,多做好事;如果闹肚子了,就得调理饮食、服药治疗;如果说错了话,就得认错改正,提高素养;如果事没做好,就得总结教训,改进措施。这一切和“海外反华势力”毫无关系,它再怎么说,我们都得照常进行;更何况已经判定“本身没有问题”的事儿呢!总之,我们还得按我们的需要,吃饭、说话、做事。我们绝不能因为“海外反华势力”说三道四,就饭不吃,话不说,事不做。但丁那句众所周知的话,“走自己的路,让他们去说吧”,是一个人,或一个民族,起码的自信、自尊和自爱。所以,我不懂“淡化”的奥妙何在!

我还不懂的是,如果真是有什么“国外反华势力”的言论侵害了国家利益,那是如何通过外交程序,或公开的澄清与反驳去应对的问题,岂能一声不吭地“淡化”;要相信“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的公理,只要有理在手,何必淡化; “国外反华势力”无理的言论恰是我们澄清事实、阐明道理,在世界伸张正义的大好机会。我不懂“淡化”的威力何在!难道我们一“淡化”,“海外反华势力”就一败涂地了吗!

我更不懂的是,“国外反华势力”该怎样鉴定;文革中,我们在国内搞了不少冤假错案,在政治界线的划分上教训颇多,极需吸取,万不能把文革思维扩而大之,普及到国际上去。“国外反华势力”固然属于不可忽视的存在,但在地球上,还是普通百姓多;他们不可能个个都是中国问题的研究专家,对一个刚刚开放的中国不甚了了是大多数,就像我们中国人的大多数对外国不甚了了一样;若有什么误解,说几句不捧场、有疑惑,甚至不以为然的话,恐怕最于我们自己有害的办法,就是统统把人家打入“国际反华势力”。共产党没有执政以前,中国人的大多数对共产党也是不甚了了,我们能把他们都看成是“国内反共势力”吗!应该说中国人是经过了共产党60年的执政历程,才对共产党有了一点真正的认识,怎么能要求外国人必须深知中国呢!

譬如不久前,中国出现了一件事儿,有一个美国著名的的性感女星,说了几句很误解我们的话。她既非政府代言人,又不是政治学者,她的那几句话也不知是道听途说从哪儿飘到她的耳朵里来的,而她只是说说,说过了也就撇在一边,又去忙她自己的事儿(包括吃喝玩乐)去了,若不因为她是艳星,是没有记者会把她的话搬到报纸上去的。

就像我们中国很多老百姓天天骂“美帝”,只要不是正式的“政府的外交行为”,美国人从未当作“出了大事”一样,你骂你的,他过他的日子;可这位艳星,在中国却是声名大振,成了“声讨”的对象,一下子成了真正的“大人物”。我真不知道,这样的“声讨”,是抬举了我们,还是抬举了这位艳星。在美国,没有哪个政治集团会在政治上依靠这位艳星,要请她来代表,她充其量是娱乐新闻中出头露面的角色。并且,由于年龄,我已知她在娱乐新闻中也早就“过气”。把她当作“声讨”对象,等于给她做了一次免费的广告,真是千年难得的“抄作平台”。

据我所知,美国百姓的政治文化和我们的政治文化,理念迥然不同。第一、在美国百姓的心中,当政的政客或政治家是他们主要的批评对象,所以“总统上台,天天挨骂”(不但口骂、文骂,还有漫画骂)是家常便饭,绝不是什么了不得的“政治事件”;加上美国总统四年一选,总统挨骂也不会引起“篡党夺权”的联想,大不了影响连选连任,绝不会下台就成了什么“分子”。所以,扯到中国政治,他们习惯性地说几句和我们习惯性的“歌颂”不同调的言论,不是什么大事。把他们看成“海外反华势力”,一是打击面太大,二是太高看他们了。第二、美国的报纸不代表官方,在报纸上发表什么言论也不代表报社。就像凤凰台经常播出的一条标语,“嘉宾言论,不代表本台意见”。所以,艳星的言论,官方和报纸都不负责任。除非艳星亲自出面来道歉,谁也无关。可我们如此兴师动众来“声讨”,换来一个艳星的“sorry”,是“政治大丰收”吗,成本与产出对称吗?所以,我再一次不懂了!

我很困惑,为什么我们自己的事儿,完全可以自己面对,自己研究,自己解决,却非得抬出“海外反华势力”,作为解决问题的最佳根据?为什么我们这么喜欢高估“海外反华势力”的人数和能量,连汶川地震碰到的问题,也要含着眼泪请出“海外反华势力”,作为解决问题的最佳献策?而“海外反华势力”魔力虽大,只要一提它,咱们就得饭不吃,话不说,事不做,却又容易对付,只要来一个“淡化”,咱们就旗开得胜,万事摆平?

我更不懂的是,所谓“海外反华势力”应当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存在,如是哪个国家,哪个国家的哪个集团,哪个国家的哪个集团的哪个人物,我们只有搞明白了,才能有针对性地给以有效的应对或反击;可对于我们这些草民来说这个“海外反动势力”常常是看不见,摸不着,就像小时候大人吓乎小孩的那个“大老虎”,一听说“大老虎要来了”,小孩一下子就屏住了呼吸,再也不敢哭出声来,却从来不知这个“大老虎”是什么模样的,它成了一道仅仅是令人感到恐怖,马上举手投降的符咒。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还是有长进的。最近广东的乌坎事件,起初当地政府定性为“境外势力干扰”,不料这道符咒竟未生效,后来广东省派员撤消了这个定性,实事求是地面对了真相,才使这个事件有所缓解,获得了彻底解决的可能性。

我要补充强调的一点是,若是真有“海外反华势力”实实在在的插手,我们一方面公开应对,师出有名地反击,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必须冷静的研究和思考:为什么“海外反华势力”能够插手,为什么插手有效?辩证法的一个常识: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生效。一股脑儿的归因于“海外反华势力”,然后高奏凯歌,班师回朝,那是自欺欺人的胜利。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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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荻:敬、爱、传、承

from 谈曲说艺清平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7ee0d80102e01k.html

吴荻:敬、爱、传、承

 

连丽如大徒弟。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美术教师。1974年生于北京,自幼习书画,酷爱传统文化。任教以来,一直致力于传统文化的传播与发展,将京剧、昆曲、曲艺寓于授课之中,广受学生好评。2007年正式拜连丽如为师,习学评书艺术。曾在宣南书馆说《刘公案》,现在崇文书馆说《西游记》,东城书馆说《三国》

 

   
在几位师兄弟中,我是由超级粉丝而登堂入室的。从儿时的广播,到少年时代的电视,连先生的评书伴我成长。但是直到2003年,我才真正欣赏到现场评书,那个书馆在朝阳门外。其时正值寒冬,晚上散书后,我有几次和先生同乘一辆公交电车,但当时还不敢上前交谈,也不忍上前打扰,只是在远处静静地看着——空荡荡的公车里,两位老人相互搀扶着、依靠着,上车、坐下、下车、远去,消失在寒夜里,我心里隐隐的有些酸楚。但是,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在月明楼书馆。

 

   
2004年夏天,我几乎每天要去月明楼,沿前海走至银锭桥,下桥左拐,进鸦儿胡同,听《康熙》、听《隋唐》、听《东汉》、听《三国》,高柳烟波,木楼深巷,我在那里整整听了先生四个月的现场评书,从开张第一天的《智激周瑜》到最后一场的《隆中对》。尤其是最后一场,先生应观众之望,演出了三国名篇《隆中对话分天下大事》,我记得当时先生上场,醒木一拍,说道:“天地反覆兮火欲殂,大厦将崩兮一木难扶!”这几句上场诗,让人感慨万千!在场的观众都知道,这是月明楼的最后一场书了,连先生自己在这里风雨无阻,一周六场,每场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独自支撑着北京评书的这座大厦,但是竟年逾花甲,无人相助啊!从连派艺术到北京评书,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体系,这些大厦要想屹立不倒,单靠一柱一木是难以支撑的。那天我提前准备了一大捧百合花,演出结束,在观众经久不息的掌声中,我把先生最喜欢的洁白的百合花献上,我看到老人家的眼中湿润了,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先生在众人面前落泪,我知道那是感动、无奈、难舍和悲凉……我当时想,如果有机会,希望能为先生做些事,能为我热爱的评书艺术略尽些绵薄之力。

 

   
2007年,这个机会来了,我终于拜先生为师,正式成为北京连派评书艺术的入室弟子。在向恩师跪拜下去再抬起头来时,我看到恩师以手拭泪,这是我第二次看到老人家在众人面前落泪。这一回的眼泪,我想这里有喜悦、欣慰……北京评书的艺术生命终于可以延续下去了,将崩的大厦终于有了更多的砖瓦木石。所以,在拜师仪式上,我代表师兄弟们发言,我说了四个字,四年来我们也一直在努力实践着这四个字——敬、爱、传、
承!敬师父之人,爱师父之艺,传评书艺术,承中华血脉。路漫漫其修远兮,我等将上下而求索!

李菁:连派第四代都是连先生亲自带着

from 谈曲说艺清平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7ee0d80102dzzd.html


李菁:
连派第四代都是连先生亲自带着

 

(贾建国、连丽如义子。星夜相声会馆演员。1978年生于北京,自幼学习快板书、相声等曲种,曾拜梁厚民习快板书,拜师胜杰习相声。2007年正式认贾建国、连丽如为义父、义母。曾在宣南书馆说《康熙私访》、《杨家将》、《名伶刘汉臣》等)

 

   
我跟王玥波是同龄人,接触评书应该是在同一时期,但真正说书,我比王玥波要晚很多。我7岁先听相声,跟录音机学,衍生到相关的我能听得懂的曲种,比如快板书、评书,这是在10岁左右。快板书听录音,自己学,没有老师教。评书也一样,像连先生等几大名家的书我基本都听,无论谁,只要有意思,我就都学点儿。

 

   
我第一个正式学的曲种是快板书,我的家人跟曲艺界都不熟悉,认识梁厚民先生拜师之后,通过梁先生,我参加演出才逐渐认识了曲艺界其他行当的老师,包括连先生。在一些曲艺晚会上,演出的时候在后台经常能见到。连先生非常关注我们这些同年龄段的孩子,这里面也有王玥波,他在那时候就已经开始说书了,但我在正式演出中还都是唱快板书呢。我小时候听过很多连先生的书,《东汉》、《康熙私访》等等,对连先生很熟悉。所以有时候我演完了,就大着胆子问连先生:“我这快板书怎么样啊?”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相通的地方。其实在这几个曲种里面,我比较喜欢的,快板书还排不到第一位,评书的名次应该靠前。由于机缘巧合,先认识了梁厚民先生,就先学了快板书。那时候我的潜意识里是想学评书的,但不敢张嘴说:“连先生,我跟您学。”连先生也是多年没收过徒弟。后来越来越熟了,2003年在朝阳区文化馆,2004年在月明楼办书馆,我们也都去听去看。连先生也半开玩笑地跟我们说:“什么时候替着说一场啊,在前面垫个小段儿什么的。”就是有意地鼓励我去学评书。从2005年起,我的业务有所起色,各种各样的事情多了,跟连先生见面就不那么多了。2007年,连先生给我打电话,说:“我要收徒了,四个徒弟,王玥波是干儿子,你来参加仪式吧。”我一听,说:“我别光参加呀,都这么多年了,我能不能跟着一块儿啊?王玥波能拜干爹干妈,我也跟着拜吧。”那天打电话的时候,我正在哈尔滨,我记得特别清楚。我提出来之后,连先生说要跟那哥儿五个商量商量。挂了电话,时间不长就回过来了,连先生说:“那哥儿五个都没问题。”所以原来准备给徒弟、义子的扇子、醒木和毛巾都是五份,没我的,最后连先生又特意请李滨声先生给我单画了一把扇子。

 

   
2007年6月拜师,9月宣南书馆就开张。开这个书馆我真是很兴奋,因为以前从没在书馆说过书。我跟王玥波不一样:他说过书,我原来也就说过评书小段,还是偶尔为之,在月明楼的时候我上场还是唱快板书呢。有了这么一个书馆,又是连先生、王玥波和我一块儿演出,我能看连先生表演,既学本事,也能自己趟买卖,多好啊!从那时起确实经历了一段很难很难的过程,因为一旦开始说,这周六演完你就得倒计时,还有六天你就得说下一场。我没什么评书基础,而那时又是我工作特别繁杂的时候,又是录像又是演出,还要挤出时间准备书,而且我还必须要把书弄得精致一些,一是因为这个书馆比一般书馆大,一般书馆几十人好办,这个书馆200多人,非得给观众说得差不多才成;更重要的是因为后面这两场都是有经验的,连先生自不必说,王玥波岁数跟我差不多,但说过好几年了。在那个时候,实事求是地讲,我的知名度又比王玥波大点儿,不管是通过相声或是什么途径认识的你,既然人家认识你,你肯定不甘心输给王玥波。回头人家本来认识你,不认识那“胖子”,结果一听:那“胖子”说得比你好啊!这我心里能认吗?所以我也就格外多下功夫准备书。这期间连先生给过我很多指导,比如大家一起串《三国》的时候,连先生特意从《东周列国志》上给我抄了很多典故,给我“过买卖”。通过那段时间的锻炼,不光是说书,其他地方我也受益,组织语言的能力、即兴讲一些东西的能力,都跟那时候每周上台说书有很大关系。那会儿德云社也开了一个书馆,非得给我安排,还安排好几场,不能说重样的,比现在王玥波一礼拜说的还多,好几本书一块儿看。最累的就是那时候,但能耐也是那时候挤兑出来的。

 

   
开宣南书馆前,连先生曾经问过我和王玥波能带多少人,我们都说能带几十人,连先生也能带小一百人,书馆开起来了。在书馆里把三部书搁一块儿说是一个新的尝试。开始没什么底,本来想三个人“爬一道蔓儿”,就是说一部书,但我没什么基础,人家的“扣子”随便扔到哪儿,早点儿晚点儿的都能接得住,我不行,说到哪儿就得给我搁到哪儿,要不然我真不成。所以这个想法就没实现,而且也没找着一部合适的书。我在宣南书馆上《康熙私访》也是连先生提出来,帮我选的,二老总是能给我很多方向性的意见。从书目指导方面,针对我的基础,二老建议我先上一部中篇书,说完之后再开大书,过程是循序渐进的。学说书,听书非常重要,在书馆要听要看,通过他们的表演,我能很快地从中吸取营养,观察、体会、把握现场评书的技巧,再化到自己身上。再有,我有说相声的基础,台上这种扔过来递过去的包袱儿我熟悉。那时在宣南书馆就培养出这样一种氛围,就是我跟王玥波前后场老对着砸。观众爱听,也期待这个。虽然这是外插花,可能书里没这么个人物,我非得给设计进去,砸他,这也是一个乐趣。

 

   
既然学评书以观摩为主,书馆就特别重要,这也是连先生一再坚持的。通过在书馆一年的观摩,你就能很快地度过由不会到会的过程,这是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台上人家每回的程序是什么,怎么往回“翻瓤子”,到哪儿拉典故,扔过来递过去的包袱儿出在什么地方……这些技巧硬教是教不了的,只能通过看。长篇评书要靠师父一个字一个字给你掰持,那得累死,这就得靠演员在文化、艺术上的积淀和悟性。所以学评书为什么困难,年轻演员为什么很难把握评书,就在这里。连先生也常说,孩子小,驾驭不了评书这门艺术,积淀什么的都没到,生背一段,那不成。不过,现在张硕(李菁的徒弟,连派评书第四代)由连先生亲自带着,一段一段地说活,这样的条件哪儿找去?太好了!我们那时候说活也就是说单段儿,比如要串《三国》了,你说《群英会》,二老能给你说得比较细。可你要说《西汉》,怎么一个字一个字说啊,只能是方向性的。教的时候老两口分工也不同,连先生是从具体的,台上表演的一些东西给予指导;贾先生是讲书道儿。贾先生听得多,记忆力非凡,知道的太多了。台上你要说哪部书,贾先生就能告诉你当年哪些老先生说过这部书,人家是怎么说的,这书从哪儿开……这对我们是很好的指导。老两口说的方向不一样,对我们有不同的帮助。

 

   
现在我暂时没把重心放在评书上,实事求是地说,知名度高了,胆子越来越小了,一部书一定要让它达到一定的水平,我才敢拿出来。因为通过这几年的锻炼,王玥波有突飞猛进的发展,这和他在书馆场场的实践分不开。包括师兄弟这哥儿几个,通过书馆的锻炼,都有很大的提升。原来你比人家还强呢,有一段时间不说了,你冷不丁去说一段,人家一听,还不如那哥儿几个呢,这不成。但我觉得这也不能急,说书啊,30岁学都不晚,我今年33岁,将来拿出相对完整的固定时间还是要好好做这件事,不会把评书搁下的。

 

王玥波:“我为评书生”,人家敢这么说,人家就是这么做的

from 谈曲说艺清平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7ee0d80102dzvt.html

【按】:自《北京晚报》连续21天连载《我为评书生》后,很多朋友看得不过瘾,希望我能够再接续连载部分章回。为满足这些朋友的要求,自今日起,至12月25日西单图书大厦签售当日,将本书最后一章《子女徒弟说》分享给广大读者。按书的顺序,今天的第一篇由王玥波“说”……

 

 

王玥波:“我为评书生”,人家敢这么说,人家就是这么做的

 

(贾建国、连丽如义子。中国煤矿文工团演员。1978年生于北京,自幼学习评书、相声等曲种,曾随马增锟习评书,拜赵小林习相声,拜章学楷习连珠快书。2007年正式认贾建国、连丽如为义父、义母。现在宣南书馆说《隋唐》,崇文书馆说《聊斋》,东城书馆说《雍正剑侠图》)

 

   
我1986年就开始学说相声,小时候对评书、相声就比较关注。20世纪90年代在石景山有个茶馆,我在那儿说《三国》,就是看《三国演义》原文,看完就说。连先生听说一个北京小孩在书馆说《三国》,就给我家里打电话。这样的情况大概持续了一年,我在琉璃厂说书的时候也是,怹总问,主要就是问问书目啊、说书的环境啊。然后把怹在电台录音播出的时间都告诉我,让我听,还告诉我应该从哪个角度听,怎么听。学书都是从听书开始的。我父亲比较上心,怹是老北京人,崇拜老连先生,没想到连丽如先生能给我打电话,老跟我说:“人家老给你打电话,你可得好好学。”但当时也没机会,因为我还上学呢。这期间也没怎么见过面,偶尔在演出中遇见也基本没说过话。直到1999年,在门头沟有一场演出,从这次开始,接触比较多了。之后连先生着手准备书馆,从朝阳区文化馆到月明楼,这时候吴荻、贾林都来了,都是观众。而我参与的就比较多了,开始跟着学说书,听书也不打票了。月明楼人多的时候,我们就站在窗户外头听。2007年6月,我和李菁因为有相声辈分的问题,拜的干爹、干妈,实际上就是换个形式。因为按我的相声门户,我的师爷跟连先生是平辈,我应该管怹叫奶奶。我当时算连先生重点培养对象,连先生和李金斗大伙一块儿商量,说拜干爹、干妈,干亲就不受行内辈分的限制了。

 

   
迄今为止,我跟连先生怹们接触,十几年,说“为评书而生”,真是这样,老两口脑子里面没有别的东西,就是评书。现在一周见面至少三四次,我跟亲爹亲妈一周也见不了三四次。跟怹们在一块儿,除了书目、评书艺术、说书人、书馆、观众,关于评书这五项,没别的话,从来没聊过别的。老两口收徒、开书馆就是为传承,传承就是真正去干,通过四年的实践,证明方向是正确的,效果是显著的,确实达到了传承的作用。还是拿评书构成的这五点去说:

 

   
第一,书目。这四年,我们挖掘整理了多少传统书目,《三国》、《东汉》、《西汉》、《隋唐》、《西游记》、《封神》、《聊斋》等等这些老先生说过的书,我们把它继续说下去。如果我们不说,那就光剩下文本资料,没有活的东西了,在现实生活中也就成为记忆了。我们又创造了很多新形式。比如四个人的评书,原来没有,通过两次尝试,效果很不错。还有评书接力串烧、红色评书专场等等,形式新颖。

 

   
第二,评书艺术。如果不办四年书馆,评书的手段、传统程式就传承不了。还是扇子、醒木、手巾,还是一桌一椅,还是一袭长衫,都没变,但如果不去说,就不明白这些手段如何运用。什么是评书,什么不是评书?它运用的技巧是什么?什么叫背口,什么叫贯口,什么叫摆砌末儿,怎么样拴扣儿,怎么样抖包袱儿……这就多了。最简单的,说书和写小说、演电视剧都不一样。开书是先渲染环境,还是先塑造人物形象,或是先声夺人出一个事件?“1942年7月6日,就在天津中原公司门口由六楼掉下一个花盆,‘啪嚓’一下,正好打这儿过一辆三轮,把这拉三轮的就给砸死了。坐三轮的用手一捂胸口,当时给吓死了。紧跟着由六楼又掉下一个。怎么回事儿?这花盆怎么下来的?就是他跳楼给带下来的,当时摔得脑浆迸裂。”一开书,先死仨人:摔死一个,砸死一个,吓死一个。这是一种开篇。还有一种是先渲染大环境和历史背景。“1942年7月,日本侵华军展开了第五次大扫荡,在冀中大平原上……”
我跟连先生说书不像,怹在这方面非常开通,从不要求我们都像怹。吴荻的《三国》、《西游记》跟老太太不一样,跟我也不一样。我们都相互交流:要我说,我怎么怎么说,可以借鉴,学的是手段,是技巧,但风格是自己的。拿模子都扣出一个个小连丽如来,那不是我们追求的。

 

   
第三,说书人。这四年,不但培养了我和李菁这样的专业曲艺演员,同时也培养了吴荻、梁彦等人。他们原来没做过艺,现在也能一袭长衫说书。在学的过程中,很多问题靠自己是解决不了的,靠上大课也解决不了。过去曲艺的教授方法是最科学的,就是导师制,就像现在的导师带研究生,耳提面命。连先生和贾先生在教授的过程中分工明确,在技巧手段上,应该说贾先生掌握得更全面,更透彻。连先生是发现问题,贾先生是解决问题。这个配合很难得,缺一不可。培养的前后两批学员都能上台说书,最关键的是还有人听,从不成到成,这非常不容易。而且连先生对徒弟的推广是不遗余力的。比如对我,怹让我“攒底”,并不是怹攒不住,也不是观众要求,这就是扶上马送一程,从现在开始就要树立你的位置。说白了,你攒底,你就是大旗,后继有人就是你。我原来在电台根本不录书,连先生逼着去。让吴荻上电视也是,都是怹联系好了再让你去。我的评书MP3的出版都是怹跑的,不遗余力,这中间没有钱的问题。为什么?就为传承。传承,你光教给他不成,种下去不管不成,你得让他站住,让他活了。

 

   
第四,书馆。熟悉情况的人都知道,现在三个书馆太难了,我们是“任人唯亲”,来这儿帮忙的都是亲属,没有一个外人——女儿、女婿、徒弟、徒弟媳妇、徒孙。三个书馆30块钱一张票,坚持了四年,一直没变,现在是北京最低的票价了。连先生、贾先生是艺术家,退休金也不低,不是指着书馆挣钱。说现在评书五大名家,谁还正在工作呢?就连丽如个一人儿。那些名家的艺术也不错,但都没在书馆说啊,评书缺一不可的五个环节您就缺着两项呢——书馆和评书现场观众。

 

   
第五,评书观众。这也是评书的一部分。有说书人,没有听书人,我们给谁说呀?四年培养了一批常年听书的观众。电台也播评书,但你知道谁在听啊?那不叫真正听书的,只有面面相观,彼此听见呼吸之声,这种交流才最难得。那么我们凭什么让人家来呢?凭的是前面说的那三项:书目、评书艺术、说书人。书馆是桥梁,有书馆才能让说书人和听书人凑到一起。整个评书的定义就等于以上五点相加,后面附属的才是电视评书、广播评书、评书出版物等等。

 

   
怹们二老是70岁的人了,一辈子勤奋,到今天还在上新书,天天翻工具书查资料。就怹们还在干,也是从评书的这五个方面去做的,而且不计回报。“我为评书生”,人家敢这么说,人家就是这么做的。

 

 

《我为评书生》连载之二十一:团圆了,却过着分居的生活(连载结束)

from 谈曲说艺清平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7ee0d80102dznr.html

 

   
那一台节目他什么都得干,而且说相声也主要是为给别人量活啊。团里的任务我们都好好完成。我们俩写单弦联唱,我写词,贾建国给上曲牌,结果广播电台录音团里不让我唱,让别人唱。这样的事不止一次,在贾建国当兵期间,北京市曲艺汇演,我认真地改编新评书《一把镰刀》(表现当时农村阶级斗争的一个故事),团里艺委会评议通过了,区文化局审听也批准了,市局领导给予了好评,明明应该获奖,但被某一位领导点名撤掉了,竟换了另外一个女演员,也用《一把镰刀》参赛而且获了奖。我说你们怎么那么坏,我很直,就这么说。说起来我们两口子也真可怜,贾建国回来以后,好不容易团圆了,却连间住的房都没有,仍然过着分居的生活。

   
我们结婚时的那间房让给了李鑫荃、贾连芳他们两口子。这是我们主动让的,为什么,因为大姑姐贾连芳太不容易了,人活着,再苦我们也要对得起良心。贾连芳大姐十二岁开始唱大鼓说书,帮父母拉扯贾建国他们5个弟妹,好不容易攒钱买了几间房。我公爹在我儿子出生前一个月死于心脏病,贾建国当时正当兵,这个家就是大姑姐一个人支撑着,最小的兄弟才六岁。为了家,大姑姐二十八岁才结婚,这个岁数在当时就算得上老姑娘了。婚后,她和李鑫荃夫妇俩住在一间仅有4平米的小厨房里,贾建国却住一间14平米的南房。父母可以偏心疼儿子,但我们不能不讲理,贾建国跟我商量后,把我们的房子腾出来让他们搬进去住了。    

   
我和贾建国没地方住,怎么办,找民政局,找房管所,人家调查了情况,批下间房来在虎坊桥,可批示到了说唱团,就石沉大海了。我们只好二次“恋爱”,经常约会谈心的地点是在美术馆东街的长椅上。实在没辙了,最后就挤在我们家凑合着。

   
我们家住房也不宽绰,南房三间,父母、二姐、我和孩子住,说三间一共才24平米。北房两间半,半间门道,兄嫂带着两个侄子住。西房4平米是厨房,东房也4平米,有时大姐回来住。我和贾建国就先挤在我们家这间东屋了。4平米,屋里搭一木板儿算是铺,盖一个大被子5尺宽7尺长——木板儿上搁不下两床被子,好在我们俩那时候都瘦。铺旁边再放一五屉柜就没地儿了,冬天连火都没法搁。在那样的环境里,半夜气得我坐起来哭着唱单弦儿,我爸在院里听着掉眼泪——因为我这“右派”受这么大气,要不我闺女不干这个,早上大学出国留学了。但没有父亲被打成“右派”我也不会去说书,也由于这“右派”激发了我。

   
我学唱单弦,正是在“文革”前一年。团里发展曲艺,提倡演员一专多能。学员们这个学河南坠子,那个学乐亭大鼓。我从小特别爱听单弦儿喜欢京韵,喜欢那优美的曲牌和高雅的词句。贾建国说你要学单弦我还能帮你,他在部队里排过单弦联唱,接触过,以前又弹过多年的西河大鼓,我学唱他伴奏正合适。 (完) 

 

 

 

【注】:《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对于《我为评书生》的连载到今天告一段落,一共是21回,约占全书的八分之一。目前,《我为评书生》已结束编辑加工,正式付型,进入印制阶段。全书共16章,最后还有两个附录和连先生撰写的后记,400余页,篇幅比较大。预计,此书和《江湖丛谈》、《醒木惊天连阔如》两书的修订本一同上市。12月25日下午,贾建国、连丽如、彭俐、吴欣还等作者将在西单图书大厦签售三书,敬请光临。

蒋方舟:纪事中国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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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被缩短了,我们从未如此频繁地使用“恍若隔世”这个词。一去不复返的,不只是奥运时期北京明媚而蔚蓝的天空,还有刚庆祝完六十大寿的祖国作为政权的公信力,一些名字,因为成为了敏感词而消失在话语空间。

  一年飞快地过去,除了“神八”飞船上天、中国歼20隐形战斗机试飞,记忆里似乎没有什么值得喜悦的事情。2008年奥运会以来大国崛起的自豪,在2011也明显消退和降温,“”这张牌突然失灵了,如今任何一件由国家力量完成的“举世瞩目”的大事后,都紧跟着对大笔财政支出的追问。

  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国之后,世界对中国经济的唱衰忽然多于唱好。在危机感面前,越来越多人开始考虑移民,在2012年前抢一张船票。,所有人都参与了一场没有赢家、庄家通吃的游戏。就连春风得意的房地产商,也在史上最严厉的行政手段的强压下,在年末,变得忧心忡忡、愁云惨淡。

  2011年,人祸多于天灾,愤怒早化为麻木与虚无。“生者不遑为死者哀,转为得休息羡,人生可悯。”(沈从文)

  重建社会信任

  2011年的开端就笼罩着在“不明真相”的阴霾中。2010年12月25日浙江乐清上访村长钱云会之死仍然扑朔迷离,当地政府给出“交通事故”的调查结果无法说服愤怒的网民。12月29日《新闻联播》播出了“77元月租的廉租房”,引发了网友寻找真相的人肉行动。

  公权力无恃无恐、奈我不何的官僚惯性思维,让老百姓不再假装相信了。

  2011年初始,各地在指定“十二五”计划时,纷纷把“幸福”作为自己施政的关键词。广东首先提出“幸福广东”的概念,北京提出“将居民幸福感作为目标”,重庆则更夸口要成为“居民幸福感最强的地区之一”。

  如今已到年底,当“科学发展观”走入难自圆其说的困境,老百姓是否该含泪追问:“你们说好的幸福呢?”

  政府有拒绝给予真相的维稳理由,人民则有追问的权力。追问——即使已经是陈年旧事:去年上海静安大火后,上海政府到底总共收到多少善款,是如何发放的?追问,即使得不答案:郭美美和红十字会到底是什么关系?追问,即使答复遥遥无期:“7·23’动车事故调查报告什么时候公布?

  不是人人都有罗永浩死磕西门子的耐力,当不断遭遇沉默、敷衍和谎言,人们可能也就累了,算了。政府的公信力却一点点坍塌摧毁,失去了修复的可能性。西方有句谚语,说“fool me once,shame on you,fool me twice,shame on me(骗我一次,是你羞耻,被你骗两次,是我的耻辱)。”类似的说法是孟子的“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道”不仅是铁道部的道,也是在现代法律观念引入之前,中国自古历朝统治合理性的理论来源。

  湖北省委第六巡视组在国家级贫县秭归县巡视期间,20天共花费80万元,他们当然不是唯一的天价钦差;2011年9月,湖南邵阳发生沉船事故,12个学生死亡。当地政府不公布死亡学生名单,网民质疑隐瞒死亡人数;还是邵阳,计生部门被指强行将十余名婴幼儿抱走送入福利院,家属必须缴纳抚养费才能赎回小孩,交不起罚款的家庭,婴幼儿被以收养名义“销往”国外,邵阳调查组给出的官方定论是“无抢婴、无买卖”,疑团的阴影却从未散去。

  政府的信息封锁,让人们在所有的可能性中,选择相信最黑暗的那个。而政府,则反过来指责人们轻信谣言。

  对于黑暗与罪恶的狂热幻想,在公权力,是“合理质疑”。在社会层面,则是相互仇视和及声嘶力竭要求“乱世重典”。

  驾车撞人后又将伤者刺八刀致死的药家鑫,承受了这个社会可以叠加的一切对于罪恶的想象:富二代、军二代、药父母对被害人家属的冷漠无情……。药家鑫于2011年6月7日上午被判处死刑。死后,原告律师张显才承认以上描述都是自己的捏造。

  药家鑫判处死刑前,原告律师张显在微博里曾写:“既要消灭药家鑫的躯体,还要消灭药家鑫的灵魂!”药家鑫死后,药父写:“我现在告诉药家鑫,你的灵魂一定要围绕在张显老师家,接受他的洗礼,在阳间你没有做一个好人,在阴间你一定要在张显老师的指导下,做一个好鬼。”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人们在讨伐的狂欢后,开始呼吁反思,可那显得多么虚情假意,说更多的话也是无益。

  1990年1月1日,东欧刚刚经过巨变,从极权主义的铁制下解放。出任捷克斯洛伐克新总统的哈维尔发表新年致辞:

  “40年来每逢今天,你们都从我的前任那里听到同一个主题的不同变化:有关我们的国家多么繁荣,我们现在是多么幸福,我们如何信任我们的政府,以及我们面临的前途多么辉煌灿烂。我相信你们让我担当此职,并不是要我将这样的谎言向你们重复。我们的国家并不繁荣。我们民族巨大的创造力和精神潜能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一个自称属于劳动人民的国家,却贬损和剥削劳动者。我们陈腐的经济制度正在浪费我们可能有的一点能源……”

  重建社会信任,人们需要的不是一个美丽新世界,一个富强繁荣社会的许诺,一个对乌托邦的设计蓝图,而仅仅是还原这个国家的真相。

  真相,是和解的前提,是改变的基础,是一切的开始。

  在2012末日来临之前,从公开透明,回应人们的追问开始,不如我们重新来过?

  通往公民社会

  2011年最引人瞩目的公民行动莫过于“独立参选人大代表”的热潮。从江西新余女职工刘萍开始,成都作家李承鹏、上海作家夏商、评论家五岳散人、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吴法天、北京新启蒙公民参与立法研究中心主任熊伟、财经作家柳红等先后通过微博等方式,表示自己将参与新一轮地方人大代表竞选。

  社会名人和网络红人的参选,无异于一剂鸡血,从微博兴起而贯穿民间。教师、大学生、白领、律师纷纷加入参选的队伍。参选是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力,人们的热情来自于找到了一条通向公民社会的合法路径。激活民主,争取权力,手段温和,路径清晰。

  这场法律允许下的抗争,很快就被判断为“与虎谋皮”而遭到阻挠。随着名人们的不断退选,这场火热的公民行为变得更像公民行为艺术。不折不挠的少数几个参选人,也最终落选,寂寥收场。所有的正剧开端,都以闹剧收场。

  自下而上的诉求如何表达?当温和理性的选项消失,戾气堆积在心中,蔓延开来。民族矛盾尚未化解,在广东,四川外来打工者和本地人又开架——在可以预计的未来,随着移民二代在打工地,在安身立命以外要求权利平等,这种地域间的城市内战会愈发激化。

  在这些暴力行为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两例,一个在在江西抚州,为被非法拆迁的房屋上访十年的钱明奇,诉冤无门,引爆了三所政府机关建筑。一个在辽宁沈阳,小贩夏俊峰和城管执法人员发生争执,刺死三名城管。

  钱明奇发了最后的微博,“自愿将死后全身器官捐献给社会。条件:交通事故死亡不捐献,非正常死亡不捐献。受捐者年龄10至16岁儿童少年,必须要贫困家庭,院方要免除全部医疗费用。”然后平静赴死。

  夏俊峰给父母最后的信也坦然得令人心酸:“我没有事,你们放心吧。对于这个结果,我也早有准备,心态早就调整好了,我并不是脆弱的人,你儿子不会让你们失望。我们斗不过人家……”

  三年前为杀警察的杨佳叫好的人,如今也同样为钱明奇和夏俊峰叫好,称其为大侠。“民不畏死”是弱者最后倒逼的武器:要么选票,要么炸药。

  “白刃扞乎胸,则目不见流矢;拔戟加乎首,则十指不辞断;非不以此为务也,疾养缓急之有相先者也。”两千多年前,荀子就写过这样极端的身体体验,他描述这样极端的痛苦,是企图以暴力模拟的方式催促当时的人赶快改良。

  中国自古以来的统治者,却不喜欢以恐吓要挟的荀子,而偏爱好言相劝的孟子。

  两千年前的荀子与孟子,如今恐怕得叫做“”。知识分子从来都是建筑公民社会的主力,他们提供蓝图和方法论。2011年,意见领袖太多了,群众不够用了。如同明朝末年,议论繁多,言词激切,“卖直沽名”者甚。

  领袖多了,自然要为争山头而激斗。五岳散人和吴法天在微博上约架引来群众围观;方舟子打假质疑贺卫方也有众多助拳;孔庆东连爆粗口大骂《南方人物周刊》;司马南和司马平邦沆瀣一气,挤兑“民煮逗士”;乌有之乡大战南方系;万民起诉茅于轼。

  公共知识分子(简称“公知)变成了骂人的词。公知约架、公知造谣、公知唾面自干。所有人都在讽刺公知。那么谁才是真正的公知呢?辱人者是否也在自辱呢?如果一定要给公知下个定义的话,他们总是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夸张而耸动地发言,比起专业性话语,他们更喜欢使用浮夸的意识形态语言;公知爱站队,迅速找到自己的战壕而打击不同声音,对他们的对手思考甚多,对他们自己是谁思考甚少。

  赵越胜在《燃灯者》一书中曾经形容建国后的读书人,“前是先辱后杀,后是辱而不杀。再后,直教读书人自取其辱,乃至不觉其辱,甚而以辱为荣,反辱同侪,竞相作辱人者的同道。”

  2011年的声音无疑是热闹的,却多为杀戮之声——甚至连知识分子,也用专制的方式,讨论着民主事宜。忠臣死谏者仍在“理性建设”,激进革命派早在期待重新洗牌。精英在政治多元到来之前提前分化,蛋糕还没开始做就已经因为该怎么瓜分而打得头破血流。左右之争在2011年激化,没有共识;更可怕的是,没有共同的底线。

  通往公民社会的荆棘路,还要走很远。

  无恒产者无恒心

  “squeezed-middle(备受挤压的中产阶级)”,这个词打败了“ArabSpring(阿拉伯之春)”、“Occupy(借占领行动抗议经济不公义的国际运动)”,获选牛津英文词典的2011年度词汇。字典定义,“squeezed-middle”指在经济困难时期,受到通货膨胀、薪资冻结、削减公共开支影响特别严重的社会阶层,主要指的是收入中下的工薪阶层。

  2011年,虽然政府为了应对通胀压力而处处限,从“限价”到“限购”,但工薪阶层仍然深受涨价之痛,行政干预下价格管制,仍然把社会暴露在恶性通胀的危机下。如果说通货膨胀是每天必须面对的痛苦,那么税负则是后知后觉的不能承受之重。

  年初,网上有一篇名为《月入万元“最高”税负多少》的热文在网上流传。网友晒出个人账单:“月收入1万,要交14%个税,12%公积金,8%养老保险,4%医疗失业险=3800元,如果你拿出6200全部消费,需要为你消费的商品埋单17%增值税,28%各种杂税=2800元,所以,一个月赚1万的人,你相当于要拿出6600元来缴税。”

  在福布斯的榜单上,中国税负痛苦指数在公布的65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列第二。财政部负责人指该指数统计方法不科学。权力掮客们则搬出欧洲,说那也是高税收国家。

  高税收对应的应是高福利。如果巨大的财政收入对应的是吝啬的福利返还。那么钱都到哪儿去了?在高中教科书里,有这么一句话:“税收具有无偿性,国家取得税收收入既不需要返还给纳税人,也不需要对纳税人直接付出任何代价。”

  我们从小就接受政府应该从自己身上拿钱的洗脑教育,不问“为什么”与“凭什么”,却学会了用脚投票。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到体制内去,因为知道皇粮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臃肿低效的国企,因为知道民营企业的举步维艰。

  “温州模式”刚刚被盛赞,年中就出现企业倒闭,老板跑路。人均GDP全国第一的鄂尔多斯也在年末出现房价跳水。限购令不宽反严,房地产业的紧缩让地产商日子也变得难过。

  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从未动摇过,可2011年末的一系列经济动荡不知是因还是果,让人惶惶然。2011年移民潮仍在升温。体制内的人要走,是抢一张转移财富的船票。体制外的富人也要走,因为他们不在官僚裙带的庇护下,没有人敢保证自己笑到最后。

  中产阶级最明显的特征并不是收入,而是心理上的稳定。稳定来源于安全感,对自身生活和财富的安全感。中国在很长时间内无法产生真正的中产阶级,因为人们在很长时间内都不会有安全感。《纽约时报》头版以《中国之富拆迁之痛》的文章报道了作家阎连科所在小区被强拆的事情,难以想象连知名作家也会无助无告。

  没有安全感的社会,孕育不出稳定的社会阶层,而只有稳定的社会阶层才能滋生稳定的心理状态。有恒产者有恒心。所谓恒心,就是“道德”。

  “道德滑坡”是温家宝总理在感叹“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彩色馒头”时用的词。佛山两岁女童悦悦连遭两车碾过,18个冷漠走过的路人则让时评家们纷纷呼吁道德建设。

  奇怪的是,历史上所有极权政府都热衷于强调道德的力量。苏联政府曾经塑造一个告发亲生父亲是“人民的敌人”的小学生为少年英雄,奉为全体苏维埃人的楷模,紧跟着的就是大清洗运动。国民党政府也曾发动浩浩汤汤的“新生活运动”,要恢复儒家伦理,一方面企图“改造国人之国民性”,另一方面以道德崇高,而非制度合理去建立自己执政的合法性。

  2011年1月,有个被忽略的小细节很有意思。仿佛已经预料到社会溃败的征兆似的,天安门广场竖起了巨大的孔子像,俯瞰众生,这颠倒了中国自古以来“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传统:士大夫道德裸奔,却要求庶人穿上裤子。

  道德败坏,是因为时局太坏。时局太坏,所以更要破罐破摔。社会走入死循环。唯一的出路在于:制度决定人,而不是相反。机会平等的制度,减少了挖墙脚搭便车的投机行为;公平可靠的制度,让人们不需要用坑人利己去自保,而有了道德行为的动机。与其杜鹃啼血般声声呼唤道德回归,还不如要求还民恒产。

  中国人来了

  中国到底有多有钱?《经济学人》统计,中国可以购买全部的西班牙、爱尔兰、葡萄牙和希腊的国债,这样就可以一瞬间解决欧元区的债务危机。而且即使这样做,中国还剩下一半的外汇储备。

  或者,中国可以购买股票,用不到1万亿美元吞并苹果、微软、IBM和谷歌。全世界最有价值的50个体育机构加起来的价格不到中国外汇储备的百分之二。

  如果买地,花不到六分之一的外汇储备就可以买下曼哈顿和华盛顿;如果买能源,可以买下今年88%的石油供应;如果买食品,可以花外汇储备的一半就买下美国本土的全部耕地;如果买安全,那么理论上中国可以买下整个美国国防部。

  一个月前,我去伦敦。在地球上最贵的公寓“海德公园一号”楼下。已经在英国待了十五年的导游小孟,仰头看着高层,表情说不清是羡慕、自豪还是愤懑,说:“这座楼最高层的三间公寓,也就是最贵的三间据说分别是被一个卡塔尔人、一个俄罗斯人、一个中国人购买。”

  中国人来了,勤劳能干得让全世界汗颜与惊恐。两个意大利记者穿越亚平宁半岛去寻访中国移民,写下《中国人不死》的书,他们眼中的中国人只工作、不生活、机智努力、封闭乐观、死而后生、永生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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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评书生》连载之二十:我们家人到哪哪都点彩儿

from 谈曲说艺清平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7ee0d80102dzmp.html

 

   
我虽然没被开除,但团里也不用我了,后来连报幕都不让我上了。说句自夸的话,我主持节目可好了,跟团里其他那些人比,就我亭亭玉立的,声音又好,但人家就是不用你。不用我但用贾建国。从部队回来后,他和以前可不一样了,从部队里学的那些玩意儿都带回来了,又当编导又当演员。当时团里演出长篇新书也处于困境,贾建国就在团里搞起了曲艺,他带起了杨子春说对口快板儿,唱数来宝;又带起了跟曲沛曾说相声;跟蔡连贵排练天津快板儿,还演活报剧。一台节目十来个,他得上三四回。    

   
1965年,北京市文化局组织了几支农村文艺工作队下乡演出,团里排演了曲剧《斗书场》,贾建国真是够聪明,一个星期学会了打单皮,到农村演出了半年。演出当然没有我的份儿,写了决心书也是白费,我们留下的人都到京郊大中富乐生产队去锻炼。尽管别人不给我上台说书的机会,但父亲还是希望我在艺术上有追求。去锻炼的所有评书演员编成一个组,临行前,父亲嘱咐我说:“你没怎么听过别人的书,耳朵太穷,这次下去要好好向鑫荃和存源(评书演员李存源)学习,不要错过机会。存源的《西汉演义》说得好,他的嘴也很巧。”

   
李存源是丁正洪先生的弟子,按辈分说,存源是我师兄。他个儿不高,很瘦,平时说话慢语轻声,上台说起西楚霸王来却十分威武。1959年年底,陈云同志曾听他说过《张良三纳履》,之后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把他说的《东周列国》和《西汉演义》等书全部录下来。没想到存源师兄岁数不大却很保守,只录了40讲《西汉演义》和《孙膑与庞涓》就不录了,更可惜的是后来他烟酒过度,40岁刚过就去世了,很多东西没留下来。和存源师兄他们在大中富乐劳动一个月,真没白去,我们上午干农活,下午业务学习,晚上演出。我和大姑姐贾连芳住一起,每天下午与几位师兄、鑫荃他们切磋艺术,使我知识大增。现在我还常想起存源师哥给我念买卖呢。    

   
从农村回京后,团里分成了两个队,一个是曲艺队,一个是长篇书队,我当然在长篇书队。但根据演出需要,我要说短书。有人写了一段报告文学式的新评书《重见光明》,说的是一个老太太失明了,将军为了给她治病假冒老太太的儿子,后来老太太重见光明。故事挺感人的,贾建国演过活报剧,结合话剧表演的方式给我排练了这段书——他说你说书要以情带人,按话剧表演的方式进入人物,确实让我提高不少。这段书我说得真是催人泪下,到各工厂演出,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在北京啤酒厂演出时,感动得工人泪流满面。演出40分钟,场场返场,拿评书返场,到哪个晚会效果都特别好。后来偶尔团里也让我报幕了,我一报幕就震全场。一台节目,我、贾建国,李鑫荃(贾连芳的丈夫)攒底,我们家人到哪哪都点彩儿,贾建国有时说快板能返四回场。有人看我们家这个艺术就特别生气,那时个别人就说你怎么不跟贾建国离婚啊,他说相声了,就这么气人。(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