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起源之地再起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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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最好的朋友最早是在什么地方驯化的?一项研究认为是长江以南地区,另一项研究认为是中东。众多专家认为,DNA证据尚不足下结论。 由于化石证据对于重建犬类历史没什么用处。过去10年,遗传学家开始通过DNA寻找起源的线索。遗传多样性最丰富显然最有可能是发源地。2009年,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的张亚平等人分析了在欧洲,非洲、亚洲和东亚地区的超过1500只狗的线粒体DNA,认为犬起源于1.6万年前的长江以南地区。2010年的另一项研究分析了犬核DNA中单个碱基差异,质疑了东亚起源说,认为犬最早源于中东。现在,张亚平等人调查了狗Y染色体的差异,测序了151只狗、10只狼和两只土狼的Y染色体的14,000个碱基,再次证实了他们两年前的结论,报告发表在《遗传》期刊上。东亚狗的Y染色体比中东或欧洲的狗有更高的多样性。演化生物学家Greger Larson认为,遗传多样性最大的地区并不一定与狗起源之地重合,而且Y染色体和线粒体DNA只代表两个基因区域,需要对比更多基因区域才可能得出比较确信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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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与串谋

from 牛博国际 http://www.bullogger.com/blogs/zhangwuchang/archives/389742.aspx

五常按:本文是《反托拉斯的谬误》第三、四节。

最近读刚出版的《乔布斯传》中可能是最精彩的把乔布斯与盖茨相提并论的那一章,我想到美国反托拉斯的一个问题。盖茨的微软拥有独步天下的某些软件,乔布斯的苹果电脑需要用,前者的重要性威胁着后者的前途。两位大师是朋友,也敌对。多番谈判的结果,苹果终于获得使用微软某些重要软件的权利。

我是软件及数码科技的门外汉,读不懂他们争吵的细节,但有点奇怪反托拉斯这一词没有提及。原则上,拒绝(foreclose)销售给竞争者是违反反托拉斯法例的。问题是,只要价够高没有谁会拒绝销售,而一个拒绝销售的人可以凭价不够高为借口。何谓「合理」价格只有天晓得吧。

一九七六年,我接了两件反托拉斯大案的顾问工作:美国电讯(AT and T)与加州标准石油(Standard Oil of California)。前者的总部在纽约,离我居住的西雅图很远,我只做了几个月。后者的总部在旧金山,我时疏时密地做了六年,到我回港任职才终止。都是有名的大案,前者牵涉到拒绝,后者牵涉到串谋,刚好是我要在这里讨论的话题。以趣味排列,串谋高于拒绝也。

美国电讯的拒绝原因

美国电讯是一家很成功的企业,非常庞大,赚很多钱,科技了得,管理一流。无数市民当时持有美国电讯的股票,这企业的巨利是与股民分享的。当时有一句笑话,司法部以反托拉斯起诉美国电讯,法庭不容易找到足够的没有该企业股票的陪审员。

司法部起诉,要把美国电讯瓦解,「拒绝」是主要原因。这企业拒绝销售他们产出的电话给任何外人,更遑论竞争者。他们的电话是租赁给用户的。整份租用合约长达五百页,存放在各市的总部,没有顾客会读。我认为只租而不卖给用户是合理的。有两点。其一美国电讯不想用户把电话拆开作什么研究;其二是当时长途电话收费高,他们不让懂科技的把电话拆开,做些手脚,扰乱他们收费的方程式。

但美国电讯当时不卖电话给不用他们的线路的其他人比较难以辩护。不像早期万国商业机器(IBM)的巨型电脑,只租不卖,因为有科技秘密要维护,只租可以禁止外人把电脑拆开。我当年的意识,是美国电讯不卖他们产出的电话给不用他们线路的外人,是因为他们占有了市场的大部分,其他线路有其他电话,余下来的市场很小,他们不做这小生意。

该反托拉斯案的主要麻烦,是美国电讯拒绝其他竞争者接入他们的线路。这里牵涉到我在第三章第五节谈到的地役权(easement)的问题,但美国电讯的立场是他们有权不协助竞争者。根据他们的典故,半导体(semi-conductor)是由他们的研发部门(Bell Lab)发明的。今天回顾这发明的价值不止连城,但政府当时不容许他们进军电脑行业。凭半导体进军电脑无疑是绝对优势,但政府要他们放弃,换来是电讯的专利权。以为自己有这持久专利,所以在行为上拒绝协助竞争者。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电讯科技突飞猛进,政府以反托拉斯法例起诉美国电讯,否认答应过这专利的授予!美国电讯深入搜查自己的文件档案,找不到有足够的专利证据,是以为难。美国电讯终于跟司法部和解,以瓦解机构(divestiture)换取进军电脑行业,后来产出的个人电脑斗不过苹果及无数的其他竞争者。

科技的突飞猛进是一个无情的故事。美国电讯曾经伟大,对人类的贡献要叫我们站起来。但科技是年轻人的玩意,科技不同经营的手法有别,老一辈的应对不易,何况有政府的误导。不久前听到美国制造摄影器材的柯达(Kodak)面临破产。柯达也曾经伟大,但看来要被数码科技淘汰了。不知万国商业机器的命运会如何?

串谋是真的吗?

转谈串谋(conspiracycollusion),通常是指串谋订价,但有多种变化。变化多是因外人不知发生着的是些什么事,只凭自己的观察而妄作判断。经济学说的完善竞争有价格一致的效果,但价格一致可以被判为串谋的效应。另一方面,串谋既然是反托拉斯的大罪,美国的大机构出现过如下的例子。某职员跟另一家机构的职员是朋友,在来往的书信上一厢情愿地说希望大家能联手做一些事,其实没有做,但这些信件可以被用作串谋的罪证。也有一些不满意上头对待的职员,或面临解雇,可能刻意地在公司的档案内留下一些彷佛是跟其他公司串谋的文件,嫁祸上头。

其实在商业行为中,任何人要跟任何其他人串谋,明知是罪,可以容易地避免留下足以为罪的证据。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几家石油公司被控串谋压低购入价,辩方律师在法庭上有如下的精彩陈辞:「法官大人呀,我们订价是在会议洽商,灯火通明,有详尽记录,怎可以说是串谋呢?你听过串谋是用白纸黑字写下来的吗?」

我要在这里特别地介绍另一件反托拉斯大案,也是关于石油的。要特别介绍有两个原因。其一是此案趣味性高,其二是此案的串谋重点或证据是一种称为「斩三刀」的合约,而我刚好是这合约的主要调查研究者。说来也巧,「斩三刀」是我年轻时在香港熟知的一种价值最高的海鱼。作为石油反托拉斯官司的重点合约称three-cut,直译过来是斩三刀。

石油标价表的倾斜度阐释

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加州政府以反托拉斯起诉七家石油公司,说他们串谋压低重石油(heavy crude oil)的购买价格。这些石油公司在政府拥有的油田开采,也在私人拥有的油田开采,以他们标价的一个百分率乘以产油量交给油田的主人。控方没有说加州的石油标价一律偏低,而是重石油之价偏低,而加州是多产重油的。

控方的主要证据有两部分。其一是加州的石油标价表的倾斜度太高,与世界各地的倾斜度分离过甚。石油是以轻、重标价的,轻的价值较高,重的较低,因为汽车用的汽油是石油中较轻的那部分。石油在油田开采,不同深度的油井的重度不同——深的较轻。重度是以API Gravity量度,十度与水的重量相同。沙地阿拉伯产出的是轻石油,重度为API三十四。加州产出的有轻有重,不少是十六度,算是很重的。在加州,同一及邻近油田有一个石油标价表(称posted prices,因为石油产出初期是以支柱示价,每桶四十二加仑算,因为当时以马车运载,五十加仑的油桶,没有盖,路不平,油会溅出,只能容纳大约四十二加仑)。

标价表以石油的轻、重算价,每桶算,也以油重的每度算。我参与研究的官司案发时,加州石油一般是每度相差六至七美仙,即是每高一度(轻一度)价高六至七美仙。当时美国中、南部的石油标价一般是每度仅两仙,斜度远为平坦。

回应政府起诉以石油的标价表斜度高为压低重石油之采购价的证据,一些石油公司以加州的重油比率远比美国其他地区为高作辩。我不那样看,认为斜度不同是因为加州与其他地区的标价方法不同:加州以每个地区的油田算价,油井深浅之价列在同一标价表上,而其他地区则分地层标价。我从一家机构找到美国不同地区的数以千计的石油重量数据,以经济理论及回归统计分析,老师阿尔钦见而喜之,说没有见过那么巧妙的经济实证研究。但标价表的斜度不是石油公司串谋的证据。

换油的原因

串谋的证据是第二部分,主要是石油公司之间的交换石油合约,其中前文提到的斩三刀合约是重心祸首。换油的行为全世界都有,但以斩三刀合约从事则是加州独有的!世间独有是大麻烦:为什么他人不这样做?不是你们刻意串谋是什么?斩三刀合约是完全不用石油市价的!

为什么石油公司之间要换油呢?他们竞投石油的开采及以标价表的一个百分率购买的权利,在哪里投得就在哪里开采。石油在地下其储存成本是零,但一旦开采出来,在地上的储存成本甚高,以少存在地上为正着,所以石油在地下抽出,不停地操作重要,如果久不久要停产,次数多了地下压力的减弱会导致油量流失。最上算的法门,是石油出土后不停地以油管输到炼油厂,输到汽油出售站,再输到汽车的油箱去。这个石油出土后最好不停地流动的要求难度高,一家公司之内牵涉到多个部门处理,部门之间的职员互不相识,对彼此做什么的细节毫不知情。是这样的一个庞大而又复杂无比的工业,我到现场考查几天后,第一时间的反应是串谋行动不可思议。

换油的原因,是甲公司在某油田开发得石油,但没有输油管送到自己的炼油厂去。乙公司刚好有输油管在该油田,可以方便地炼甲公司的油,然后在其他油田把石油归还给甲公司。这个为了节省运输费用而换油的原因,看似道理明确,但要证实非常困难。这是因为换油一般不是甲给乙、乙给甲那么简单,而是多家石油公司把石油转来转去:甲给乙,乙给丙,丙给丁,往往转了好几重甲才能收回自己应得的油量。最终是否每家公司都节省了石油的运输费用因而有个大问号。为此我在油田搜集了几箱石油的流动票据(称run tickets)。这些票据是每次地下出油输到哪里及油量多少,都在油井的出口处打出一张票据说明。石油公司出钱给我聘请助手,花了几个星期作拼图游戏,一路跟踪,最后是明确地证实运输费用是节省了。

斩三刀的解释

石油公司之间为了节省运费而换油,有时用标价表算价格的差距,但在加州主要是用斩三刀合约,尤其是大公司与大公司之间的换油交易。把石油的小量样本加热到华氏四百度是第一刀,蒸发出来的那部分是汽车用油。从四百到六百五十度是第二刀,蒸发出来的那部分是柴油。从六百五十到一千度是第三刀,蒸发出来的那部分是洋船用油。轻油是第一刀的分量比较多,而重油当然是第三刀的分量比较多了。以斩三刀量度比以gravity(重量)量度精确,虽然量度费用比较高(gravity的量度费用近于零)。我给你一万桶油,其中斩三刀的油量每刀为几,你要把这三刀的比率及油量归还给我。不需要在短期内结算,你欠我哪一刀的油量,我欠你哪一刀的油量,可能互相拖欠一段长时期,但因为换油的公司串连起来有好几家,怎样结算总有足够的不同重量的石油足以解拆互相所欠。但这样的做法细小的石油公司是没有足够的石油变化量来参与斩三刀的换油交易的。从反托拉斯的角度看,小公司不能参与斩三刀大公司当然是罪加一等了。

我对采用斩三刀换油合约的解释,是参与的公司完全不需要议价。中东石油之价有变,加州的石油标价表会跟着变,但后者的变动可不是自动或实时的。考虑总要一点时间,但石油的流动却不能停顿,以斩三刀的合约处理是石油继续流动的保障,何串谋之有哉?

上述的斩三刀成为典故,是源于加州政府以反托拉斯法例起诉以加州标准石油为首的七间石油公司。我作加州标准的顾问是一九七六到一九八二回港任教职为止。这顾问工作是调查研究石油标价表的订价与换油合约的安排,要什么数据加州标准皆全力协助,没有半点隐瞒,加上有助手费用的资助,我写下了两份厚厚的研究报告,一些石油行内的朋友称之为《圣经》,可惜是卖断了,作者没有发表权利。然而,今天回顾,那几年的调查研究牵涉到可能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工业,获得的数据不仅详尽而且可靠,使我对市场与合约结构的认识更上一层楼,让我后来在经济学走进了自己独有的天地。作为学者那算是奇遇了。

回港后我听到该官司的后果,是加州标准先胜一仗,其后对方上诉反胜,再其后的大概是,七家石油公司有六家妥协和解,即是要赔钱。最后一家是埃克森(Exxon)石油,不妥协,打到底,到一九九二年四月,经过七十五天的审讯,六十多个证人,三千多份文件,陪审团研讨了八天,终于判埃克森胜。


第四节:结语

有如下的一个真实故事。美国某反托拉斯案,辩方律师向法官要求休假,因为他的太太要生孩子。若干年后,同一律师向同一法官要求再休假,因为律师的儿子生了孩子,有亲友庆祝之盛。法官批准,但说道:「我希望你的孙儿生孩子时,这案件已经完结了。」

反托拉斯案件以持久斗法知名,官司只打几年算是罕有,打数十年不奇怪。费用奇高:我知道上世纪七十年代一件大案,辩方准备以十亿美元对抗。那是四十年前的十亿美元。我也知道有些反托拉斯官司,辩方希望打到美国政府更换党派而有转机。

法例模糊不清,加上牵涉到的银码庞大,应该是官司打得时间长、费用高的根源。有谁得益呢?律师与作为顾问的经济学者有明显的收入增加,政治人物或可增加一点政治本钱。但永远是以维护消费者挂帅的反托拉斯,消费者怎样了?我深知的加州标准大案,消费者获得的是负值:加州的石油产品没有因为这官司而减过一分钱,但官司的费用早晚要间接地由消费者支付。美国电讯的反托拉斯官司对消费者又怎样了?长途电话费用跟着的急速下降,有人认为是美国电讯瓦解的贡献。然而,刚好在那时,手提电话开始盛行,跟着数码科技当道,举世的讯息传播费用插水式下跌。美国电讯有没有瓦解也会这样跌,但我不能排除该瓦解促使电话费用跌得早一点。问题仍在:为什么司法部当年不容许美国电讯进军电脑行业呢?


(第五章《反托拉斯的谬误》完)

中国缘何倒退百年?(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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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唐德刚的“三峡论”昏话

大陆人笃信唐德刚与黄仁宇的“大历史观”,我觉得就如同咱们当年坚信马列主义的“科学真理”一般。这不是说我认为唐德刚所有的结论都是错的,也不是认为中国的前途一定是悲观的。党妈妈在往死里打我们时常常哼哼教导我们:“问题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我之所以讨厌老唐,其实也就是他那傲慢刚愎的伪科学态度,以及极度幼稚可笑的思维方式。

我历来认为,结论是否正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思维方式,而唐德刚与黄仁宇的所谓“大历史观”之所以是垃圾,乃是他们“发现规律”的路子与马克思一样,压根儿就是伪科学。偏偏他们(尤其是老唐)还要标榜自己叛卖的那套是“社会科学”,老唐还要特地用英文注明,告诉读者那是social sciences,像煞了马克思。而如今国内的“民主派”笃信他发现的“社会转型规律”,恰如当年叫卖“赛先生”的陈独秀认定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一般,都是因为不知道怀疑主义才是真正的科学精神。任何声称在缺乏证据支持时,都只能视为假说,哪能当成已被证明的定律而信之不疑?更何况他那些宏大声称连逻辑自洽都做不到,完全是“论而不证”。用咱们四川话来说,便是“鼓倒起说了霸起听”,不容分说强迫读者接受的武断命题。

例如老金代他总结的第一条,就完全是中宣部发布的国庆游行口号,与“美帝必败”一般斩钉截铁:

“过去五千年的一部中华通史,实是一部‘帝王专制史’;而今后五千年(至少一千年吧)的中华通史,将是一部‘民主政治史’。此一转变,实是任何人力、物力,皆不能逆转者也。这就是吾所谓的历史的‘必然’”。

如此宏大立论,证据何在?老唐给出来的论据却是否定自己的:

“可是今日的历史,却是将来历史的背景。吾人如能看清了今日历史的特性,那么对历史转型的下一阶段,也未始不能略探端倪。这种预测,古史家和宗教家名之曰‘因果’。现代社会科学史家,则视为历史形成的造因(Historical Causation)。知其因,原可测其果,只是在因和果之间,要没有变量才好,而变量也是历史发展之常规,任何向前发展的历史,皆无法完全避免之也。”

既然历史构成了现实乃至未来的“造因”,而“过去五千年的一部中华通史,实是一部‘帝王专制史’”,那这“造因”就只会再造出未来五千年或至少一千年的帝王专制史吧?怎么又会得出“今后五千年(至少一千年吧)的中华通史,将是一部‘民主政治史’”的相反结论呢?这是哪家的因果律?

然而老唐却把春秋战国时发生的从封建制到郡县制的“第一次政治社会制度大转型”,当成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 “第二次政治社会制度大转型”的发生原因,甚至据此判定第二次转型所需的时间,这话有谁能理解?这两次转型相隔两千年(还亏老唐是学历史的,居然连“过去五千年的一部中华通史,实是一部‘帝王专制史’”的昏话都会说出来。漫说中国历史绝无五千年,而且,既然在春秋战国时发生了政治社会制度大转型,怎么还能说此前的历史也是“帝王专制史”?那转型表现在哪里?难道他连周天子与秦始皇的区别都不知道么?),两者之间究竟有何因果关系?又有什么可类比性?是不是两者的难度一样,影响因素全等,以致两者的时程必然相等或相近?

既然是科学,当然就有普适性,适用于中国者,必然也适用于其他国家。可欧洲国家中世纪实行的是封建制,从未发生类似中国的从封建制到官僚制的社会转型,日本也类此,从封建制直接就转入了资本主义社会,这又是什么原因?用老唐发现的“必然规律”该怎么解释?在这种情况下,又该如何去测算人家从专制制度转为民主制度的时间?莫非是等于零不成?英、法、意、德、奥、西、葡、两瑞、波、捷、日等国,从专制社会变成民主社会经历的时间完全不一样,其中有的国家如德、意还从旧式专制制度转为现代极权制度,而且生命力还相当旺盛,以致英美必须联合一个更邪恶的极权国家才能将其摧毁,强迫它们走上民主道路,这又是怎么回事?为何这些连中小学生都知道的事实,竟然会在他建立“科学规律”时所取的视野之外?

看不见这些也倒罢了,最搞笑的,还是唐德刚连自己反复强调过的史实都述而不见。他多次误引毛泽东的诗:“百代都行秦法政”(应为“百代都行秦政法”),强调自秦始皇至鸦片战争,中国的“政治社会制度”都没有实质性改变,却丝毫看不出,根据他的“科学理论”,这中国历史上最触目的现象必有原因,而它本身也构成了Historical Causation。是这,而不是从远古封建社会转变为官僚社会,才是影响现实乃至未来的更重要的因素。

历史当然是现实和未来的一个“造因”,但那不过是影响因素之一。任何一个粗知近现代史的人都能看出,西方文明的冲击,才是导致中国发生社会转型剧变的最重要的动因,唐德刚本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在西方文明挑战之下,我们的传统制度被迫作有史以来‘第二次政治社会制度大转型’”, “这第二次大转型是被迫的,也是死人如麻,极其痛苦的。这次惊涛骇浪的大转型,笔者试名之曰‘历史三峡’。我们要通过这个可怕的三峡,大致也要历时两百年,自1840年开始,我们能在2040年通过三峡,享受点风平浪静的清福,就算是很幸运的了。”

却原来,传统制度“作有史以来‘第二次政治社会制度大转型’”,乃是外力逼迫出来的人为努力,并非“历史的造因”自然驱动之下出现的“中国历史发展之常规(natural course)”?既然如此,还奢谈什么“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呢?如果地球上只有中国,这种“第二次政治社会制度大转型”还会自然而然地发生么?

所以,白让老唐以历史为终身职业,研究了半天近代史,也看到了若干现象,却完全是如入宝山空手回,整个满拧了。他本来应该看出,春秋战国时期发生的从封建制到官僚制的社会转型,在中国造出了一个强大的官僚阶层。这种社会构建方式,以及与之相匹配的儒道释软件,赋予了传统制度惊人的稳定性与保守型,而这就是它历两千年不走样的基本原因,也是它区别于欧洲发展史的最明显特征。但在西方文明入侵中国后,这超稳结构就再也不灵了。亡国之祸逼得朝廷主动全盘改革传统政治社会制度,使之与国际接轨。

既然如此,那我们就没有理由相信,若是除去这外来的驱动因素,中国一直处在封闭状态,国人还会自己去打破那已经行之有效长达两千年的超稳结构,对之进行彻底改造,使之变成与西方民主制度相似或甚至相同的政治社会制度(亦即老唐所谓“现代政治社会制度”)。如果传统社会中真有这种自发变革动力,那就无法解释此前为何会“百代都行秦政法”,沿用基本同一个政治社会制度长达两千年之久,更无法解释朝野为何要万众一心地抵抗西洋生活方式,拒绝改革旧有社会制度,以致在鸦片战争爆发后长达一个甲子的岁月里无所作为。哪怕是在八国联军占领了北京,鬼子逼着清廷处决了顽固派巨孽,排除了改革的最大障碍之后,慈禧强制推行全面改革仍然遇到了顽强抵抗,以致老太太烦闷得声称要去跳湖自杀。

因此,Historical Causation确实存在,只是老唐把牛逼扯到马胯上去了(excuse my French),迫使中国实行政治社会制度转型的Causation是西洋文明的冲击,用老毛的话来说就是“外因”;而抵抗这一冲击,使得转型无比艰难的Causation则是“百代都行秦政法”的保守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由它模塑的相应的政治社会制度,用毛的话来说便是“内因”。在此,外因是驱动改革的动力,而内因是妨碍改革的阻力。既然在外力的无情逼迫下,中国改革都还如此困难,那在没有这种外来的驱动力的情况下,中国还会自动进行“第二次政治社会制度大转型”么?

所以,原地兜圈才是中国社会的natural course,这是一个敢于直面历史、直面现实的人不能不作出的结论。如果硬要套用老唐的“三峡”比喻,则我们只能说,推动大船行进的江水是外来的压力,而妨碍大船飞流直下的是历史文化传统建起来的三峡大坝。在这个经过外来“变量”modified了的artificial course中,正因为大坝太雄伟,大船才会被撞得遍体鳞伤,几遭灭顶。

中国缘何倒退百年?——与老金商榷(一)

from 牛博国际 http://www.bullogger.com/blogs/ludiblog/archives/389739.aspx

中国缘何倒退百年?

——与老金商榷

芦笛

拜读了老金的《大船何时过三峡》的已写出部份,有些疑问,写出来就教于老金以及诸位大贤。

一、 关于“自私基因”

据老金介绍,霍金认为:

“人类基因中携带‘自私、贪婪’的遗传密码,人类对于地球的掠夺日盛,地球资源正在一点点耗尽,人类不能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不能将赌注放在一个星球上。”

这当然是屁话,是“社会生物学”最高最活的顶峰,用生物学去解释一切人类行为,却完全忽略了人类理性对塑造人类自身乃至决定人类命运的能动作用(起码是一种potential吧)。老金的驳斥大部份我也赞成,但我觉得下面的推理似乎有点问题:

“从器官水平看,往往一个器官的活动要受到两种互相拮抗神经的支配,如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实际为兴奋性神经和抑制性神经);一种激素的分泌,一定有控制激素分泌的调节机制,如甲状腺激素和皮质激素的分泌要受到来自垂体和下丘脑的控制,而且通常为负反馈调节。基因也是一样,既然存在着自私基因(或称利己基因),就一定有与之相反的利他基因,以及抑制、下调自私基因的机制存在。上帝造人,绝不会让一个自私基因毫无约束地存在。”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老金是说,人体必然有一个或一套与“自私基因”相拮抗的基因。这里似乎有两个问题:

第一,什么是自私基因?过去本区讨论道金斯那本烂书时,老非就曾问我:你说哪个基因是自私基因?问得我一愣,暗赞这老不死老东西就是有水平:是啊,如今人类基因组的序列都测定得差不多了,有谁证认了哪个基因是自私基因?如果说那是尚未被克隆出来,那看看细菌与病毒的基因组也就够了。它们早就被研究得清清楚楚,又有哪个基因是自私基因?根本就找不出来,然而你能说那些低级生物是无私的么?如果这样,那世上如今也不会有这些物种了。自私就是物种的存在方式,不自私,物种就一定要灭绝。一切物种都有无限繁殖倾向,然而资源是有限的,因此,不要说生物体普遍表现出来的损人利己行为,光是自身拼命无限繁殖,就必然要在客观上起到损人利己效果。这应该是大家都能接受的吧?

我由此想到,道金斯的“selfish gene”,其实是个哲学概念而非科学概念,如同中医的“阴阳五行”“精气血”一般,根本就无从落实。生物体当然是自私的,然而这自私只体现在全套基因组的设计目的中(少正卯又要无语了,其实那才是他最适合干的事),并不能落实到某一个具体的基因上去。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噬菌体:所有的基因都是为损人利己而存在的,然而那损人利己是综合效果,不是某个基因的功能。

换言之,损人利己只体现在设计目的中,是“虚”的而不是实的,并不能落实到某段核酸的序列上去。正如您无法在潜水艇中找到“潜水元件”一般,全舰潜水并在水下航行是潜水艇的设计目的,每个元件都是为此目的制造装配的,但没有哪个具体的元件单独负责此功能。微生物如此,高级生物当然也只会如此。因此,我敢断言,即使人类把所有物种的基因组都查得清清楚楚,也绝无可能证认某个具体的“自私基因”。

赶紧补充界定一下:所谓“自私”,指的是“生物体的存在目的,就是尽可能地、不择手段地保存并最大限度地繁衍本物种”,因此,所谓“自私”,其实是“种私”,老金列举的那些生物的舍己为人行为,就是为此目的出现的。它貌似与“保存自己”相反,但说到底还是为了保存物种,只体现了物种为此目的而不择手段。这种行为,最后还是只能落实到设计目的上去,并不可能证认蜜蜂的某个具体基因驱使它们去奋勇捐躯。比起高级动物来,蜜蜂的基因组十分简单,应该早已查明,而我们至今尚未听说过“奋勇捐躯基因”被克隆出来,足证我这一推测不错。

以上所说,现代生物学家们是决计不会同意的,因为那是目的论。但不采用目的论,您根本就无法解释生物(起码是低等生物)损人利己的存在方式。论实质,目的论与进化论都是假说,但前者更言之成理,至少没有后者那样牵强,需要过人的信仰力才能相信,生物体那按一系列鲜明目的装配起来的复杂系统,竟然是随机进化出来的。

不管怎样,迄今已有的证据提示,没有具体的自私基因存在。既然如此,那与之相拮抗的反基因或调控基因也就不可能被发现。不知诸位以为然否?

第二,高级生物体内确实存在着两大拮抗调节系统,诸如分子水平的蛋白质磷酸化与去磷酸化,神经系统的交感与副交感神经,内分泌系统的胰岛素与胰高血糖素等等,而且这些系统都以负反馈方式调控。但这是为了维持内环境稳定而设计出来的。广而言之,一切自控系统都应用此原则,离开负反馈调节就一定没有稳态。

但据此似不能类推出生物体内也存在着与“自私基因”相拮抗的“无私基因”,盖两者的设计目的完全不一样:两大拮抗系统的存在是为了“维稳”,亦即维持生物个体内的负熵态,而物种的存在方式是无限制地繁衍,没有什么系统内的稳态可言。例如在营养充足的条件下,细菌按指数曲线疯长,哪里有什么稳态可言?又哪有什么内源性的负反馈调控机制来控制它的繁殖速度?限制其繁殖的只有外界条件,而这并不是什么负反馈调节——放在培养瓶里的细菌,用完了资源也就悉数死翘翘了,并不会受到某个基因的调控,使之保持“合理繁殖速度”,以尽可能长地存在一些时候。

其他生物也类此,迄今没有发现什么负反馈调节系统来遏制一切物种无限制繁衍自身的倾向。老金也说了,对这种倾向的遏制是外界强加的,并不是由物种内源性的“刹车”来自我调节的。因此,我很怀疑这种“刹车”的存在。

二、唐德刚笔下的袁世凯与孙文

老金提到我对唐德刚的不屑,并给出了他自己对老唐的“三七开”评价。我的确非常看不起老唐,觉得他那个专业历史学家实在是尸位素餐,滥得虚名。

前些天国内开了个史学研讨会,杨帆、刘仰、秦晖、萧功秦等人都参加了。那会谈纪要很有意思,竭诚推荐大家去看看。萧功秦先生在会上发表的对史学流派的观点很有意思。他认为,杨奎松、高华、沈志华等人可以称为史学里的“新实证主义”,这个学派对去伪存真、澄清史实作出了伟大贡献,但这还不够,他认为中国还需要发展出一种“解释学派”,我的理解就是寻找历史现象背后隐藏着的必然因素。

我很赞同萧先生的这个主张。国内史学界的“四大天王”(二杨、高、沈),都是“史料派”,其共同特点是发掘大量的史料,查明真实的历史是什么。诚如萧教授所说,这些大家的努力,对破除官方伪造的神话贡献厥伟。但这只是“微观史学”,并未对历史现象发生作出解释。这确实是中国史学研究的一大弱项,应在未来补足。

用萧教授的分类来看,则唐德刚应该算是“解释学派”。如果说杨奎松教授的著作是“压缩饼干”,则老唐的东西完全是清汤灌水,几无史料可言。我曾经说,看他的书必须以沙里淘金的精神,淘去无量屁话,才能打捞到星点见识。除了下面要批的“三峡”论外,他的零星见识也偶有可观者。但其所以可观,乃是国共两党伪造历史玉成的。唐本人无非是生得早,能抢在别人前头看到那彰明较着的事,又跑到海外来,具备了说出为当局所不容的话的地位,因而很有限地首次突破了国共的神话框架,然而那突破委实有限得紧,辜负了他的机遇。

他对老袁与老孙的评价就最能说明这一点,据老金的引用:

“袁世凯是传统中国里的‘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才大心细,做事扎扎实实,有板有眼,是位极有效率的行政专才和标准的中国法家。然而他无理想,对现代政治思想更是一无所知,这是时代关系,先天后天自然发展的结果(顾维钧先生当时是袁氏随时咨询的机要秘书,事后告诉我亦如此)。而孙中山却正是袁的反面。孙公周游世界,爱国之心极烈,为人又好学深思,满头脑理想,欲施之于中国,而道不得行。”他在《袁氏当国》末尾还写上这样一句话——“自民国有史以来,吾尚未见一本、一篇甚或一页对袁有正面评价之书。有之,或自不才始也。”

肯定袁世凯,当然需要一定勇气,但这在海外完全可以做到。任何一个真正有学术勇气的史学家,若是生活在海外,都该实话实说。而要看到老袁在戊戌之前就主张并投身改革(远在康梁驰名宇内之先),在此后对中国西化作出的巨大贡献,并不需要什么过人的知识与智力,有点实事求是的学术良知即可。用鬼话来说就是,nobody should have missed it。然而老唐对老袁的总评,却是从《三国演义》上抄下来的对曹操的评价,这无非是从国共制造的魔鬼脸谱“转进”到传统脸谱,实无突破可言。

例如他称老袁为“标准的中国法家”,完全就是用一幅漫画取代另一幅漫画。只需举一个最简单的小例子便可看出这传统脸谱之无稽:老袁是中国首倡女权主义的先驱之一,当年曾与严复一道支持傅增湘、唐绍仪、吕碧城等人创办中国第一所女子学校——“北洋女子公学”,第一任校长吕碧城就是老袁推荐给傅增湘的。这是“标准的中国法家”的作法么?不知主张女子教育见于哪本法家的典籍?

老唐对老袁与老孙的比较更是可笑。老袁当然不是理想主义者,他对西洋政治文化的认识也相当有限,但我看未必比孙中山懂的更少。老孙看的英文书或许远比老袁多,但那又便如何?他根本就不懂民主自由的价值与涵义,更不懂中国国情,竟然会以为中国人的自由太多了,所以要用革命去剥夺人民的自由:

“外国人不识中国历史,不知道中国人民自古以来都有很充分的自由,这自是难怪。至于中国的学生,而竟忘却了‘日出而做,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这个先民的自由歌,却是大可怪的事!由这个自由歌看起来,便知中国自古以来,虽无自由之名,而确有自由之实,且极其充分,不必再去多求了。

我们要讲民权,因为民权是由自由发生的。所以不能不讲明白欧洲人民当时争自由的情形。如果不明白,便不知道自由可贵。欧洲人当时争自由,不过是一种狂热。后来狂热渐渐冷了,便知道自由有好的和不好的两方面,不是神圣的东西。所以外国人说中国人是一片散沙,我们是承认的;但是说中国人不懂自由,政治思想薄弱,我们便不能承认。中国人为什么是一片散沙呢?由于什么东西弄成一片散沙呢?就是因为是各人的自由太多。由于中国人自由太多,所以中国要革命。中国革命的目的与外国不同,所以方法也不同。到底中国为什么要革命呢?直截了当说,是和欧洲革命的目的相反。欧洲从前因为太没有自由,所以革命要去争自由。我们是因为自由太多,没有团体,没有抵抗力,成一片散沙。因为是一片散沙,所以受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受列强经济商战的压迫,我们现在便不能抵抗。要将来能够抵抗外国的压迫,就要打破各人的自由,结成很坚固的团体,像把士敏土参加到散沙里头,结成一块坚固石头一样。中国人现在因为自由太多,发生自由的毛病,不但是学校内的学生是这样,就是我们革命党里头也有这种毛病。所以从前推倒满清之后,至今无法建设民国,就是错用了自由之过也。我们革命党从前被袁世凯打败亦是为这个理由。”

这些烂话,起码老袁不曾说过吧?这就是唐德刚心目中的“现代政治思想”?有这种思想,到底算是什么优点啊?而且,老唐凭什么说孙中山“满头脑理想,欲施之于中国,而道不得行”?由他启动的国民革命与共党革命,不是最终把人民的自由剥夺得干干净净,因而实现了国家富强么?中共自称孙文的正宗传人,又难道不是理直气壮,实至名归?

记得朱学勤有言,朝廷应该走向现实,而民间则该走向浪漫。窃以为此话很有道理。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理想主义者,而老邓是什么理想、思想都没有的政客,两人对中国的文明化贡献孰大?类似的情况也存在于老袁与老孙之间。中国需要的,到底是有治国才能的现实主义政客,还是毫无治国才能、唯有“满头脑理想”的浪漫草包?

其实,老袁的问题,不是他不懂“现代政治思想”,而是他已有的“现代政治思想”过于超前。惟其如此,他才会在晚清新政中持激进的立宪立场,推动了“预备立宪”出场,就此铸成大错,因为改革步骤太快,规模太大,范围太广而最终诱发了辛亥丑剧,终至清廷倾覆。他本人虽然藉此当上了大总统,却因骤然打破了传统而使全民遭受了传统的惩罚。当然,这已离题太远,应该写在我的辛亥系列中,拿去骗钱才是。

《我为评书生》连载之五:老先生说书有意思

from 谈曲说艺清平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7ee0d80102dysa.html

 

   
团里找我爸爸谈了三次话,说要我,我爸爸都没干。其实爸爸心里也想让我学,要不干嘛带我听书去啊,爸爸确实觉得自己老了,当我主动提出来要学,他也挺有触动的。但父亲说要学就持之以恒。我说您知道我,想要干就能干好。第四次,团里又提出要我,爸爸答应了,跟团领导说:您要要我闺女,就让她当学员试试,不行就退回来,我不给领导添麻烦。    

   
我1960年3月进的宣武说唱团当学员。当时团里学员就三个,我是第四个,工资17块。都是老艺人,我在里面挺新鲜的,高中生,梳着俩大辫子,自夸一下挺出众的。我也挺“狂”,凡人不理,一开始受不了那个环境,以前是学生,想象以后自己周围都是博士啊教授啊,从来没想过是这样,特别别扭。我就跟我爸听书去,学《三国》,也不说话。我学东西不死凿儿,连笔都不带,就脑子记。结果一开会他们就批评我清高。徐雯珍开始挺护着我的,让我当学员组的组长,带大家做操,做《北京晚报》通讯员,给学员办初中班学文化让我当老师,这些个我还爱干。    

   
可是学说书,必须融入那个环境,我就从听书开始。学员里就我老去听书,不听书,不接触社会就学不出来。现在我也是,谁要跟我学说书就先听书,先融入这个环境,知道书馆这个氛围。听我爸爸他们聊天我受了多少益啊。我们团每天业务学习的时候,评书组开会,大家一人说段书,只让大学员听,小学员还不成,我可开了耳朵了。我爸说一段、李存源说一段,李鑫荃说一段……朱桢富说那个《林海雪原》里的蝴蝶迷,说那100多个土匪不重样儿,真好,后来我才知道他当过土匪。黄存洲给我们说《清宫秘史》,好听。后来我看过《清宫秘史》,里面没有他说的那些事儿。原来他们家宫里头有人,说为什么咸丰有点瘸,是因为道光的两个妃子同时怀孕,太医给咸丰他妈出主意,让她在床上折腾,结果早产生出一踮脚儿来;又讲慈禧怎么素装勾引咸丰……后来电视剧里拍的都没他说的花哨。还有刘继云的《精忠》,说到宗泽请岳飞得说14个钟头,7天的“虎帐谈兵”,不像现在说《精忠》的,一提溜就把岳飞提溜出来了,那时谈的都是兵书战策……老先生说书真有意思,我特别爱听。

   
从父学艺,父亲为我选择了难度最大的《三国演义》,为了让我理解人物,爸爸带我去看戏。说关云长,带我去看李洪春的戏。李洪春先生在庆乐戏院唱了一回走麦城。因为我爸爸被打成“右”派后不愿意见任何人,就坐到最后一排,给我讲怎么走场,这关老爷应该怎么演,每个演老爷的特长。结果人家家里人看见了,李洪春要带着妆上头里来看我爸爸,那哪儿行啊,带着我上后台了。那时候爸爸情绪那么不好,但就是为了让我说好关云长,带我去听戏。台上关云长的那种神韵给我印象特别深。父亲还带我看过马连良先生的《借东风》,陈少霖先生的《击鼓骂曹》……所以说书必须要听戏,听好演员的戏,把戏披在自己身上,再加上自己对人物的理解,把戏曲演员的神和书中人物的神结合起来这才是连派评书的精气神儿。(5)

荷兰与国际刑事法庭的蜜月期已到尽头

from 牛博国际 http://www.bullogger.com/blogs/rnw/archives/389736.aspx

原文发表于  荷兰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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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刑事法庭在荷兰安营扎寨十年之后,荷兰政府与国际刑事法庭的蜜月期已结束。

由于荷兰政府拖延给证人颁发签证的时间,国际刑事法庭已经心存不满。后来荷兰政府有意让国际法庭自己承担在海牙的租金,弄得国际法庭出离愤怒。再接着,荷兰候选人竞选国际刑事法庭的法官与常务官员职位,却名落孙山,这件事更是火山加油。

财政缩支
海牙自豪地将自己定位为国际和平与公正之城,而位于海牙的国际刑事法庭则是该城的王牌。当然,在海牙还有前南问题国际法庭、黎巴嫩特别法庭、联合国国际法院等。

当国际刑事法庭在2002年建立之初,荷兰政府同意在今后的10年为其支付租金。但这个协议马上就要到期了。荷兰内务大臣为了达到缩支的目标,应该不会同意再为国际刑事法庭支付租金了。

国际刑事法庭的负责人对此可不太高兴。“我们原本希望东道主国家会展示一些灵活性,继续付租金。”国际刑事法庭庭长Marc Dubuisson告诉荷兰报纸《忠诚报》,“他们真的表现地非常荷兰。”

罗马协商
据外交部介绍,荷兰政府履行了原先的协议。按照2002年协商达成的意见,法庭建立协议的119个签署方现在应共同承担国际法庭的租金。

国际刑事法教授斯劳特(Göran Sluiter)当时在罗马见证了国际刑事法庭的成立:

“理论上,荷兰是对的,但荷兰当时非常希望法庭能在荷兰安家。我觉得,法庭的主要出资方——德国和日本——现在不会乐意也出资付房租。”

荷兰外交大臣原本甚至打算暂停给予法庭租金补助,但执政联盟和反对党民主66最终说服了大臣,说作为“好主人”,荷兰至少要承担一些成本。

签证问题
国际刑事法庭坐落在海牙市郊的一个办公楼中。法庭计划搬到市中心的一座新建筑中,但大楼必须到2015年才完工。荷兰为了挽留国际法庭留在海牙,为其提供了2亿欧元的优惠性借款,并免费提供建筑用地。

但Marc Dubuisson还抱怨,荷兰在给予国际刑事法庭证人签证方面产生的拖延问题。由于某些证人在自己的国家面临危险,他们必须立即获得签证。但荷兰政府却不愿在这方面给予国际刑事法庭自由行动权。

公众
目前正在审理的一个案子是刚果武装部队领导人爵尔曼·卡丹加(Germain Katanga)。他受到战争罪以及反人道罪的指控。他的律师从金沙萨带了两名证人,来为卡丹加作证。而这两人担心一旦回到刚果民主共和国将性命不保,于 是申请了荷兰的庇护。荷兰政府目前已拒绝了其庇护申请。

作为他们的辩护律师,斯劳特教授说:“这两个人对于司法公正非常重要,而荷兰在这两个人的问题上表现得顽固,这会耽误法庭的工作。”

 

 

 

 

 

 

世界上最神奇的九个水洞

from 煎蛋 http://jandan.net/2011/11/28/wondrous-water-caves.html

水洞嘛,当然是相对于山洞来说的。via mnn

1、芬格尔洞(Fingal’s Cave)
世界上最神奇的九个水洞

位于苏格兰西部的斯塔法岛,盖尔语称之为”Uamh-Binn”,意味“曲调洞”,以其教堂般的穹顶和发出怪异的声音闻名,此洞以及整个岛屿都是由六角形的柱状玄武岩构成的,也因此形成了洞穴天然的拱顶。


2、海狮洞(Sea Lion Cave)
世界上最神奇的九个水洞

位于米国俄勒冈州的海狮洞除了是世界上最大的海蚀洞,还以趴在陡峭岩石上的无数海狮的吼叫闻名


3、Alofaaga风洞(Alofaaga Blowholes)
世界上最神奇的九个水洞


萨摩亚这个小岛国上最激动人心最壮观的自然景观之一就是Alofaaga风洞,当潮水从下面涌入熔岩流形成的管道时,就会聚集喷出,形成一系列喷泉。不过这里可不是洞穴探险的好地方,因为喷泉的水压足以置人于死地,当地人会向小洞口中投掷椰子或石块来展示那可怕的破坏力


4、大蓝洞(Great Blue Hole)
世界上最神奇的九个水洞


在伯利兹海面上有很多蓝洞,但是邻近灯塔礁(Lighthouse Reef)的大蓝洞是最著名的一个,也是最适合潜水的地方。直径984英尺(300米),深407英尺(124米),在伯利兹以东50英(90km)处。

不过最深的还不是它,而是位于巴哈马的迪恩氏深穴(Dean’s Blue Hole),深达663英尺(202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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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蓝洞(Blue Grotto)
位于意大利的卡碧岛,洞口非常小,船上的游客得躺下来才能进入
世界上最神奇的九个水洞


6、彩洞(Painted Cave)
世界上最神奇的九个水洞

这一世界第二长的海洞位于加州海岸圣克鲁兹岛,总长达1227英尺(374米),入口高130英尺(39.6米),彩洞得名于其五颜六色的岩壁、以及其上的苔藓、藻类


7、使徒岛冰洞(Apostle Islands Ice Caves)
要想体验独一无二的洞穴探险,就到威斯康星州苏必利尔湖的使徒岛来吧,夏天还可乘小艇驶入的洞穴到了冬天因水面上冻而只能徒步进入,这里的生态环境极佳,有着为数众多的动植物资源
世界上最神奇的九个水洞


8、斯摩洞(Smoo Cave)
位于苏格兰高地的斯摩洞是由一条名叫Allt Smoo的小河从落水洞流入溶解石灰岩而形成的,这个水洞的奇特之处在于是由两种水分别溶解形成的,内洞是由淡水河Allt Smoo溶解形成的,洞口则是被海水侵蚀形成的
世界上最神奇的九个水洞

世界上最神奇的九个水洞


9、Piula洞穴池(Piula Cave Pool)
这个位于萨摩亚乌波卢岛的人气极高的天然游泳池与之前介绍的风洞一样由冷却的岩浆流形成
世界上最神奇的九个水洞

世界上最神奇的九个水洞
疯狂吉尼斯:世界上最大的裤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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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点亮世界最大水上圣诞树[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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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吉尼斯:世界最大耶稣像
无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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